1882年，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上帝已死”，其主要指涉无疑是圣经的教义与俗世原罪的巨大反差，暗示着上帝救赎的失灵。
大约2010年前后，中国大陆以法律界人士为主的民间有识之士开始惊呼“法律已死”，同一时期，经济、政治、社会等学科的民间学者开始惊呼“改革已死”。其实，体制内的法律、经济、政治、社会学者并非不如民间学者犀利，只是，他们为了饭碗，只能把本该有的惊呼化作缄默不语，至多也只是腹诽。法律已死和改革已死互为表里、互相验证，反射出十多年来中国社会虚假繁荣背后的真正停滞、内卷和倒退——法律不仅失灵而且公开倒退，改革调门越喊越高越空，却越是只说不做，嘴上空喊改革，实则逆改革而行。
北京大学刑法学博士、知名刑事辩护律师张庆方——被人戏称为光头博士——半年来的遭遇明明白白地昭示着中共国的法律日渐深重地死去，法律已死就像张庆方越来越亮的光头，在光天化日下清晰可见的。
2023年12月7日，张庆方律师在他代理的四川省内江市赵永韦案庭审时当庭揭露该案审判长、中共四川省内江市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刘应江曾犯行贿罪却逃脱惩罚；12月25日，张庆方律师以确凿的证据，公开实名举报赵永韦受贿案的炮制者、中共内江市纪委书记王渊硕士学位论文剽窃以及在成都拥有三套房产的可能涉贪行径，半年过去，中共四川当局无任何实质回应，王渊眼下依然悠哉悠哉、逍遥法外，尽管他被他自己所属的中共纪委反噬、查办在未来某日注定了的。
2024年1月25日，张庆方等多位律师以确凿的证据实名举报中共江西省鹰潭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刘赛连（女）硕士论文剽窃、抄袭率高达63.9%。之后，张庆方律师又以确凿的证据实名举报鹰潭中院院长田甘霖、副院长徐文辉硕士学位论文剽窃，田甘霖论文整体抄袭率达38.6%，论文第3部分抄袭率高达59.3%，第4部分抄袭率高达54.5%；徐文辉的硕士论文整体抄袭率达39.1%。然而，即便如此刨祖坟式地举报、投诉，刘赛连女副院长兼女审判长依然稳如泰山、岿然不动、毫发无损，张庆方律师不仅仍未夺回本属于他的辩护权，他的合法辩护权不仅依旧被无良占坑并跪舔的所谓法援律师许春林所抢劫，反而招致中共江西当局的“合法”报复性回应，吴敏案开庭仅仅八天之后就下达一审判决，并且非法地不公开宣判。
2024年5月24日，张庆方律师的辩护权又被中共海南省海口市中级法院公然剥夺，海口中院以委托人陈宪清已两次更换律师之荒诞理由拒绝张庆方律师担任陈宪清的辩护律师，并喝令大多为临时工、无中共编制、低学历、不懂法、更无法治信仰的一群法警将张庆方律师反剪双臂架出法庭，那架势完全是“文革”时期中共红卫兵、造反派批斗刘少奇、彭德怀的情景再现。
张庆方律师从2023年年底开始的系列抗争是2015年“709”之前的死磕派律师抗争风格的继续，差别在于“709”之前死磕派律师人员众多、松散成军，“709”人权律师被非法抓捕、恐吓后，死磕派律师也已基本沙化，张庆方律师半年多的死磕式抗争基本上算是他孤军奋战，尽管他在这三次抗争中都不乏律师声援。在中共的司法公然赤裸裸、赤条条地大耍混蛋的氛围下，不仅当年死磕派律师的群体死磕难以重现，而且张庆方律师这样的单打独斗的死磕同样难以持续。为何？个案死磕的成本太高而收益太小，并且风险极大——天知道中共公安何时也像污名许章润教授那样，给张庆方律师设下一个类似全套？这样的圈套是否已在设计之中也未可知！
张庆方律师的系列抗争除了暴露、揭露中共法治的虚伪和黑暗这一间接的、宏观方面的客观效应外，在这三个案件中基本没有收到实体、实质的微观效应，至多只有一些迟滞中共法院审理、下达判决的程序性效应，如内江赵永韦案，至今未见判决，甚至连程序性的效应都难以取得，如鹰潭吴敏案的神速下判。当然，这不是张庆方律师的无能，而是中共强横、专制的权力体制所致，而是中共司法和整个权力体制的耻辱。在中共这样权大于法、党高于国、法为党用的极权专制政体下，就是上帝、如来佛、女娲娘娘亲自前来担任辩护律师，也铁定一样地落荒而逃、铩羽而归，灰溜溜返回天国或西方极乐世界去，除非他们动用神力，降服中共公检法的邪恶暴力。然而，宣告“上帝死了”的尼采既然怀疑上帝的救赎能力，显然是更不相信上帝、如来佛和女娲娘娘具有这种降妖除魔的神力的。
在中共的自吹自擂电影里，七十五年前国民党吃败仗后常说“不是我军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今天张庆方等等中国律师完全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不是律师无能，而是共军太混蛋”。
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知识，只有在讲理的地方才是力量；在不讲理的专制极权和法治荒漠之地，武力、暴力、警察、军队才是力量，甚至法警和城管这些由临时工纠集而成的低端暴力也是力量；面对低学历、无编制、不知法治为何物的临时工法警，张庆方的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头衔不是力量，知识在蛮力面前、文明在野蛮面前都不是力量，正如中原汉人在蒙古铁骑面前、罗马人在汪达尔人面前没有力量。
1989年，数百万青年学子和市民的正义和道义，抵不上坦克、机枪和数十万大军的暴力力量。
张庆方律师，以及已经不能像“709”之前那样抱团取暖、团队作战的死磕派律师，还有更加难以联手办案、公开叫板中共邪恶司法并且至今仍被中共严密监控的人权律师，与“六四”学生、工人和市民所面临的困境，本质完全一样，即理与力的较量，法律、法理和民主、法治、自由、人权之理和道义之理与以维持中共专制极权为唯一目的的中共公检法司法刀把子和军队枪杆子的邪恶暴力的较量。如果说二者有什么差别，便是张庆方和律师们的困境形式上只是个案中的具体法律困境，尽管本质上同样是宪政、民主即制度困境，而“六四”学生的困境则直接就是政治即宪法、宪政、民主这一根本制度的困境。
这是两种性质和逻辑根本不同的力量。法律、法理和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力量是精神、信念、人心的力量，是软力量，是终极的、正义的、能长远持续的力量，它短期内不能完胜邪恶的中共暴力，但放眼长久，它一定最终战胜中共公检法刀把子和军队枪杆子的耍横、嗜血、逞一时之快的邪恶、暴虐力量；相反，中共的公检法和军队暴力则是完全缺乏精神、信念和人心的内在支持的暴力，它跟纳粹党卫军和苏共克格勃一样，只能暴虐于一时，之后便失魂落魄，如行尸走肉，“六四”屠杀之后邓屠夫接见中共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邓屠夫本人及所有军以上军官面如死灰、如丧考妣、强作镇静、神情恍惚的一幕鲜明暴露了中共暴力的外强中干、色厉内荏，“六四”屠杀至今仍是中共内部人人唯恐避之不及，邓屠夫、李鹏、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互相推诿责任的无头案；同样，发动“709”镇压的中共公检法暴力机器嚣张、得意于一时，然而，转瞬之间风光不再，傅政华、孙力军双双下狱，中共的暴力就是如此地来去匆匆。
法律、法理和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力量是靠内心坚定信仰形成的，它难免会被中共的强权压制于一时，却绝不能被消灭；中共公检法刀把子和军队枪杆子暴力是靠等级特权利益收买和盲目服从堆砌的，既不能无限增强，还随时随地可能动摇和瓦解。包括新黑五类在内的所有中国民间自由派力量需要艰苦、渐进地积累这种以内心信念为根基的力量，不计较在个案中的一时得失，利用一切细小的机会分化、启蒙中共公检法和军队暴力机构的人心，促使中共军警摆脱盲目服从意识，一点一地形成抗命意识和绝不向人民开枪的意识，等待并促进中共暴力机器像苏东和共产专制国家那样从内部瓦解。失去了盲目的服从，增加了理性的抗命，中共的所有暴力和整个权力体制就会瞬间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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