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政绩工程的时代，政绩工程是唯一标准

2026年1月，中共在中央党校开班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这个所谓的开局之年“第一课”，党魁习近平发表讲话称要“新征程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中共惯例，这当然是习近平发动新一轮政治运动的吹风。紧接着在2月份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出版《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在3月份开始当局正式启动一场声称整治政绩观的运动，并以习近平个人的所谓“正确政绩观”为唯一指引。

4月份伊始，党媒密集跟进、统一口径，反复强调“反对形象工程”“杜绝政绩工程”。文件、讲话、评论接踵而至，层层加码，仿佛整个官僚体系都被重新召集，进入一场熟悉的政治整风节奏之中。从最高层发出信号，经由宣传系统放大，再由各级官员表态落实，这样的运行方式早已成为一种固定套路。

但也正是在这种熟悉的节奏中，问题反而显得更加刺眼，如果政绩工程真是一个需要反复整治的顽疾，为何每隔几年都要重新“发现”一次？如果高层早已明确反对，为何这种现象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这样的“纠偏”几乎每隔数年就要重新来一遍，却从未真正改变现实。所谓整治，往往只是让问题短暂收敛，而无法阻止其以新的形式再次扩散。

于是，一个越来越难以回避的事实浮现出来，在一个反复强调反对政绩工程的时代，政绩工程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甚至更为安全的选择。换句话说，这已经不只是执行偏差的问题，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运行逻辑——反对政绩工程的时代，政绩工程却在事实上成为唯一标准。而当这一运动以习近平个人的“正确政绩观”为标尺时，这种矛盾就变得更加突出——因为恰恰是在习近平时代，“政绩工程”从地方层面的乱象，演变为贯穿上下的普遍现象。

这一悖论并非偶然，中共体制中的“政绩观”并非始终如此扭曲。在所谓改革开放初期，官员的升迁与经济增长、地方发展密切相关。即便存在浮夸与造假，但总体仍然围绕现实经济活动展开。换句话说，那时的“政绩”，至少还与某种实际效果有关。

然而，进入习近平时代之后，这一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政绩不再主要来源于“做成了什么”，而来源于“表态了什么”“是否与最高核心保持一致”。换言之，政绩从“发展绩效”转向了“政治忠诚”。在这种背景下，“政绩工程”的性质也随之变化。过去的政绩工程，更多是夸大建设、重复投资；而今天的政绩工程，则是赤裸裸的“政治景观工程”，只服务于最高独裁者的忠诚需要。政绩工程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工程本身，而在于它是忠诚最直观、最可见、也最可验证的表达形式。忠诚必须被看见，而政绩工程，正是这种“可见忠诚”的最佳载体。

雄安新区正是这种逻辑最典型的体现。由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亲自规划的雄安新区，已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烂尾工程，也是最大的拍脑袋工程，从2017年至今总投资超过8000亿元，成为中国最大的财政负担。十年建设下来的的雄安新城，荒草丛生如同鬼城。但是它并非单纯的经济规划项目，而是高度政治化的象征工程，其意义更多在于体现习近平“顶层设计”“千年大计”的宏大叙事。因此，对雄安的质疑，天然会被等同为对决策者本人的挑战。

当雄安被赋予“历史性决策”“国家大计”的意义之后，它便不再只是一个政策选项，而成为一种必须被持续证明“正确”的政治政绩工程。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雄安与“整治政绩观”的运动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照。一方面，政权反复强调要反对急功近利、反对弄虚作假；另一方面，现实中最具象征意义、最不可触碰的，恰恰是那些高度政治化的重大工程。这种“可批评”与“不可触碰”的界限清晰地存在于中共整个体系的实际运作之内。

当政策与权力人格深度绑定时，政绩就不再是客观结果，而成为权力合法性的延伸。于是，维护项目的“正确性”，就等同于维护权力的“正确性”。在这种逻辑下，“纠正政绩观”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自我指涉的困境，它无法触及那些与最高权力绑定的工程，只能在边缘地带进行象征性整治。

习近平之父习仲勋的“陵园扩建”更是习近平宣扬的“正确政绩观”的辛辣讽刺。习仲勋陵园最初仅约8亩，2012年习近平上台前后，一个原本规模有限的纪念性场所，在多年扩建之后，演变为占地达到4万亩、耗资巨大的综合性工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涉及资源的大量投入，还伴随着拆迁等一系列社会成本。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推动这些工程的地方官员，往往能够因此获得仕途上的回报。港媒曾透露，最早重建习故居的副县长后来荣升西安市副市长。而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景俊海主导了对习仲勋陵园的大规模扩建工程，之后景俊海的仕途随之平步青云，先后出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吉林省长、省委书记。

这是典型的“政治表态工程”，这类工程的意义，从来不在于公共利益，而在于政治表达。它们是对处于权力中心的独裁者的忠诚的具象化呈现。而正是这种呈现，构成了官员升迁的关键通道。

于是，政绩的含义发生了根本转变，不再是谁解决了问题，而是谁更有效地展示了忠诚。工程越大、越显眼、越不可质疑，其政治价值反而越高。在这种环境中，官员的行为逻辑自然发生改变。他们不再思考什么是对社会最有益的，而是思考什么最符合权力期待。不是“做对的事”，而是“做被认为对的事”。

当“被认为对”取代“真正正确”，政绩工程也就从被批判的对象，转变为被默认的路径。所谓“整治”，并没有让它消失，反而让它更加精致、更加隐蔽，也更加符合权力的审美。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普遍的行为扭曲。一方面，官员倾向于“过度执行”，宁可把事情做过头，也不愿承担“态度不够”的风险；另一方面，则出现明显的“选择性投入”，凡是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项目，不计成本推进，而与民生相关但缺乏政治亮点的事务，则容易被边缘化。

因此，当政权提出“不要搞政绩工程”时，地方官员所面临的是更加复杂的环境，既要避免被指责为形式主义，又要确保自身在政治上不出错。结果往往是要么继续做，只是换一种更隐蔽的方式；要么干脆“躺平”，以避免风险。

习近平时代的显着特征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当所有关键决策都指向最高权力时，整个官僚体系的行为逻辑就会不以问题为导向，而以“揣摩上意”为导向。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求官员“树立正确政绩观”，无异于在既定激励机制下要求他们做出与自身利益相悖的选择。这种要求，除非伴随制度改变，否则只能停留在道德劝诫层面。

这也正是为什么，政绩工程会“越整治越泛滥”。不是因为整治不够严厉，而是因为它本身已经成为权力运行的一部分，是忠诚表达的一种制度化形式。

当下的经济增长放缓、资源空间收紧，这种依赖只会进一步加深。因为政权越是面临来自社会的质疑与挑战，政治忠诚更需要通过可见形式来证明，而政绩工程，正是这种证明最直接的方式。于是，中共不得不在悖论中反复循环，一边整治，一边依赖。最终形成的是反对政绩工程的时代，政绩工程是唯一标准。

从“批政绩工程”到“陷入政绩工程”，实际上揭示了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极权体系中，独裁者既无法完全掌控现实，又无法承认自身的局限。因此，它只能不断在“否定问题”与“否定自身”之间摇摆。

而这种摇摆，正是极权主义走向终局的典型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