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重塑控制社会体系的核心对象

中共7月23日发布文件《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把党组织及政治宣传伸向互联网平台、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新就业群体。文件将所谓社会工作与中共“长期执政”直接挂钩，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脱离传统单位体制的劳动者，成为当局此次扩大基层管控的重点对象。国家发改委今年7月称，中国所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估算，口径更广的灵活就业人员2026年可能达到3.2亿，约占就业人口的44%。

中共2023年成立中央社会工作部后，将信访、基层党建及新就业群体党建等职能集中到这一党务机构，进一步加强对社会领域的控制。对外卖员的组织控制及信息收集此前就已展开，2024年中共市场监管部门下发文件，要求排查网约配送员中的党员，视情况成立行业党委，并开展政治宣传，引导外卖员“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表面上仍然延续近年来关于“加强基层治理”“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官方表述，但从中国社会过去二十余年的演变过程加以观察，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党建扩张，而是中共控制社会逻辑的一次重大调整。文件之所以将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平台劳动者以及各种灵活就业群体列为重点对象，并不是因为这些群体已经构成现实意义上的政治反对力量，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正在成为传统单位体制之外，数量最庞大、最难控制、最具有组织潜力的新社会阶层。

如果说在二十世纪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是一种典型的"单位社会"，那么在所谓“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今天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一个以平台、算法和数字劳动为基础的"平台社会"已经来临。这种新社会天然突破了中共过去数十年赖以维持统治的组织结构。因此，当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之后，又不断要求党组织进入平台企业、配送站点、行业协会乃至每一个流动劳动者之中，其真正目标，并不仅仅是加强党建，而是在新的社会结构形成之前，率先完成政治意义上的重新组织、控制。

中共从来不仅仅依靠暴力维系统治，更依靠组织维系统治，这一点在其以暴力获取政权时期就已经奠定，并在建政后的单位制度中达到高度制度化的形态，其权力得以维持的关键机制，从来不在于外在强制力量的规模，而在于组织体系能够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进每一个社会细胞，将个体生活、资源分配与身份归属全部纳入同一套结构之中，转化为内生秩序。

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都有单位，这种单位不仅仅是劳动关系的归属，更是综合性的社会容器，发工资、分房、分粮票、办户口、安排子女上学、办理医疗、决定干部升迁，人的社会身份几乎完全由组织关系所定义，生活在单位之中，国家通过单位控制个人，党通过支部控制单位，形成了一套严密而稳定的组织网络，这种网络的关键不在于其行政层级的复杂性，而在于它成功地消解了社会的独立性，使得个体之间的横向连接被压缩到最低限度。

这种组织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因为所谓社会并不是简单的人口集合，而是指个体之间能够在组织之外形成稳定关系、利益协调与公共表达的空间，而在单位体制之下，这种空间被系统性地吸收进组织内部，个人无法脱离组织而存在，因此也无法形成独立社会力量，社会被组织化替代。

“改革开放”以后，单位制度逐渐瓦解，国企改革、大规模下岗、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单位，进入市场，在社会结构层面则意味着原有的组织垄断开始松动，个体开始以更为分散的方式进入社会关系之中。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退出控制社会，而只是暂时失去了原有的组织能力，它仍然试图通过新的制度形式重新嵌入社会以控制社会，只是其嵌入不再依赖单一的单位结构，而是在数字时代转向更加技术化的统治方式。

在习近平上台后，中共不断强调“基层治理”“社区建设”“网格管理”“党建引领”，本质上都是试图寻找能够替代单位的新组织形式，这种寻找并不是出于理念更新，而是出于企图维系千秋万世统治中国人民的需求，因为当旧的组织网络瓦解之后，如果不能建立新的替代体系，权力就会面临无法控制社会的风险。

然而，中共打造的无论是社区还是网格管理，都存在“固定人口—固定区域”的根本局限，在当今流动性不断增强的社会中正在迅速失效，无法管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流动人口。今天中国最大的劳动群体，已经不是机关干部，不是国企工人，也不是传统制造业工人，而是平台劳动者。按照更广义的灵活就业统计，可能已经达到三亿多人，占全部就业人口接近一半，这意味着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劳动结构重组，而这种重组的核心特征，就是劳动关系从组织化向平台化转移。

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出现如此庞大的、脱离传统组织体系的劳动人口，他们没有单位，没有工会，没有固定办公地点，没有固定上下班时间，也没有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他们每天依靠手机接单，通过算法工作，在城市中不断流动。对于市场而言，这是劳动方式的革命，因为它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重构了供需关系；但对于极权国家而言，却意味着组织体系出现了巨大的裂缝，因为它已经不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每天在哪里，更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可能形成新的集体行动，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构成了中共对社会控制的深层焦虑。

过去，中共能够通过单位掌握个人，后来，又通过社区掌握居民，但是平台劳动者既不属于单位，也很少真正属于社区，他们是漂浮在城市空间里的劳动者，他们每天经过数百个小区、数十条街道，却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够真正覆盖他们，这种空间上的不可固定性，使得传统控制社会逻辑遭遇系统性挑战。

正因为如此，他们逐渐成为近年来各种劳动维权事件最频繁出现的群体，外卖员因为配送价格下降集体停送，司机因为平台抽成提高共同罢工，网约车司机因为补贴取消集中抗议，这些事件虽然规模通常有限，却不断在各地重复发生。而对中共来说，其威胁性不在于冲突强度，而在于它们几乎全部脱离了传统组织，没有工会，没有固定领导者，很多抗议，仅仅通过微信群、QQ群或者短视频平台，就能够在几个小时之内迅速形成，这意味着新的组织能力开始出现，这种能力来自互联网，来自平台，来自共同利益。

对于一个高度依赖组织垄断的极权体制而言，这意味着新的统治风险。虽然并不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今天已经准备“造反”，事实上，大多数平台劳动者仍然关心的是收入、订单和生活，很少具有明确政治诉求，甚至即使是偶尔的反抗也更多呈现为经济诉求而非政治意识，但真正令中共感到不安的是这些人具有形成政治能力的一切客观条件，他们年轻，熟悉互联网，拥有极高的信息传播能力，具有空间连接能力，长期面对劳动压榨，利益诉求高度一致，是高度流动、高度连接、高度数字化的新劳动群体，这意味着潜在的快速动员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社会工作部成立以后，首先瞄准的就是所谓“新就业群体党建”，可能有人会把党建理解为意识形态教育，其实这是对中共组织传统的误解，因为中共的历史实践中，党建首先是组织工程而不是单纯的思想工作。组织意味着建立联系人，建立党员骨干，形成信息渠道，从而把提前化解不确定性。

此前，当局只能依靠社区干部和网格员获取信息，现在对平台的扩大管控，又增加了新的信息渠道。一些地方的基层控制将骑手称为“移动探头”，并要求其利用“随手拍”“随手报”上传各类情况，非常准确地揭示了中共“新就业群体党建”的真实定位，意图把此群体转变为基层治理网络的一部分。当中共的数字时代控制能力与基层党建、网格治理、社会工作体系结合之后，一个覆盖线上线下的新型控制社会体系便逐渐形成。它试图消灭的，并不是反抗本身，而是反抗形成的可能性。

因此，中共今天全面收编平台劳动者，是整个统治、控制逻辑不断向社会深处延伸的表现，说明在一个越来越依赖数字经济的平台社会里，当局已经意识到，维持既有秩序稳定与否的，最大的变量是那些每天骑着电动车穿梭于城市街巷之间、依靠算法维持生计、却又彼此通过互联网保持连接的数亿流动劳动者。他们不仅构成了中国数字经济最重要的劳动力基础，也正在成为政权重新塑造控制社会体系的核心对象。

中共必须把权力不断向前延伸，不断扩大组织边界，以回应自身不断增长的不安全感。然而，这种不断外延的组织扩张，在逻辑上并不等同于控制能力的同步增强，相反，它往往意味着控制成本的指数级上升，以及控制体系内部张力的持续累积，因为当中共试图将各类平台劳动者重新纳入组织体系之中时，它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的社会碎片，而是一个已经在市场机制与数字网络中不断连接的流动群体。这个群体虽然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组织形式，却并不缺乏信息传播与共情能力。

对于这些流动劳动者而言，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并不仅仅是被纳入或被规训的单向过程，而是持续的身份重构过程，他们在日常分散状态下看似原子化，但在特定条件下却可能迅速形成基于共同处境的临时性集体意识，一旦与现实利益冲突叠加，就会转化为极具爆发力的社会行动，形成超出预期的集体行动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台劳动者并不必然构成一个立即的政治反对力量，但他们正在构成缓慢生成的、但不可逆的历史变量。因此，中共对外卖员、网约车司机以及各类新就业群体的全面纳入，无论在短期内如何强化控制效果，都无法改变历史前进趋势，即中国社会正在通过技术与经济的方式重新生成自身的集体行动逻辑，而这种逻辑一旦成熟，就必然会对极权政治形成持续性的内生压力。

而历史往往正是在这种持续累积的压力之下，悄然完成方向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