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祥菊说，江西上饶的维权人陈裕咸被截访伤害致死事件，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尤其是对于维权人来说。其2006年因“涉嫌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被上游公安局传唤，随后被刑拘。关押7日后被取保候审，一直没有撤案也没有移交检方。基于此，陈裕咸开始上访维权。2017年6月4日，陈裕咸在北京被一个以北京神州畅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为幌子的截访公司的12名截访成员以非法拘禁方式截访，以胶带封嘴、绳捆手脚、鞋塞嘴巴，先后被多人在车上、小巷中、废墟上毒打致死。12名截访成员分别获刑3年至14年不等。截访公司头目牛力在法院审理中交代，上犹县的政府支付酬劳25000元，实际只能得到16000元。由此可见，这也是相关政府人员套取国家资金，来钱快的一种方式！
我们以为，经陈裕咸事件后，截访公司黑色产业链会销声匿迹，但这条黑色产业链竟在重庆维权人晏祥菊、何艳母女身上“应运而生”。为什么几百元钱一张的火车票，相关政府部门竟花费高达近5万元的酬劳找截访公司来“押送”？又有多少钱是进了政府官员的腰包？
2021年11月6日15时30分许，我们母女俩在北京北海公园附近玩，上厕所出来被警号为028353、027740的警察查身份证拦下。警号为0225XX（警号部分被遮挡）的警察问：“今天来这干嘛？”我说：“路过，去坐车。”其又问：“要我们给你们联系你们当地的人吗？”我说：“你查了之后，我们就走了就行了呀。”但警察不让我们母女二人离开。警察没有直接叫我们去派出所，而说：“上车吧，外边多冷啊。”把我们哄上车，拉到了东城公安分局东华门派出所，不让离开。
重庆公民蒋祖成在获知上述消息后，于11月6日拨打北京市110报案我们失联后，东城分局东华门派出所警察处回电称：“何艳和另一位女士在北池子大街准备到中央政法委上访，路口民警核查身份时，随身也有信访材料。”该警察所称与事实完全不相符，应当追究其胡编乱造，乱作为的责任。
当晚18时30分许，我们被从东华门派出所弄到丰台区玉泉营高家场46-3号（重庆驻京办）非法搜身，非法扣押身份证、手机、现金等物后非法拘禁。19时许，十多人气势汹汹地来到我们面前，有人说了一句“走了”，立即有多人直接将我们生拉硬拽走，没有任何交谈。我说：“我全身多处骨折，肩膀痛，不要拖，我晓得走。”可我越说，越被拉拽得更厉害，直到被拉拽扔上车牌为京AUY073的灰色商务车，被以非法拘禁的方式连夜“押送”回渝，于11月8日零时左右抵渝。
而此前，我们和北京法院的法官约好了11月8日上午9时30分见面沟通案子的情况，但因高家场46-3号里自称‘我们是合法'的一群不合法的人造成被迫爽约。同时，手机被非法扣押，无法和法官取得联系，给我们的案子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还导致我们的衣物、生活用品、财物等连同背包遗留在北京，无法取回。
我们得知，负责“押送”我们的有包括司机在内的6名截访公司的成员。成员分工明确，有一名打主力从高家场46-3号生拉硬拽我上车，其也是此次“押送”活动的“话事人”，负责路途中全程和两江新区翠云街道办人员进行衔接；有两名主要负责驾驶车辆；有两名主要负责对我们寸步不离限制人身自由；另有一名没有明确分工。6名成员均“担任”着非法拘禁我们的“要职”，其称呼街道办的人员为老板。
押送我们的车辆到达重庆北站南广场附近的一家酒店，一名自称是翠云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要求我们在酒店隔离7天，并且拒绝归还我们的身份证、手机、银行卡、现金等。我们要求其拿出低风险地区返渝须隔离的政策规定，其拿不出，我们便离开了。我们按照重庆的疫情防控政策规定，进行了7天自我健康监测和1次核酸检测。
晏祥菊表示，高家场46-3号、两江新区翠云街道办等相关人员涉黑涉恶、非法扣押我们的身份证、手机等财物、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被追究法律责任。
据悉，晏祥菊、何艳母女是重庆市北部新区（现两江新区）鸳鸯镇凉井村民。
2003年4月，重庆北部新区管委会和国土分局，在未和她签订任何协议的情况下，抢占她家土地3.6亩，强拆房屋面积127平方米，家中一切财物均被埋于废墟中。从此，走上漫漫维权路。多年后，重庆北部新区国土分局为了“了结此案”，竟给她母女两人安置42平方米危房，致使她母女俩至今无安身之地。
2008年9月，其位于重庆市江北区《望海花市》的经营门市部，多次遭到以任重远为首的黑社会人员打、砸、抢、盗，从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1.6416万元。当时母女两人紧急向江北区观音桥派出所报案，可警察到场后，只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情况，不但不对犯罪分子予以抓捕，过后还将其中一名打砸分子陈维学悄然释放。“人民警察”公然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为了维护自身权利，母女俩人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逐级上访，但至今未获解决，期间却多次遭到重庆北部新区翠云街办维稳人员的威胁、恐吓、暴力绑架、非法拘禁、殴打、甚至蓄意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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