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夏”运动述评之二

“自由之夏”是伟大的民主运动，也是一部经典的社会抗争运动教科书。

“自由之夏”既有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充分动员的主要大型示威集会游行这种传统的抗争形式，也有自发在网络平台发起呼吁和响应的围堵警察总部、稅务大楼等政府机构的快速机动性示威活动，三五成群发起延误地铁等交通工具的不合作运动，以“过马路”形式堵路快闪抗议行动，通过“手牵手人链”展示力量，专门为运动而创作如野火燎原成为运动代名词的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在全世界不同国家的报章刊登头版广告表达民主愿望等惊艳的创意文宣，以及通过激光镭射表演秀、列侬墙、绘画、书法、雕塑、漫画等等各种形式的艺术表现来表达抗争诉求等等。

这些抗争剧目是以往传统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难以出现的，“自由之夏”运动以一连串创新重写了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抗争运动的教材，显示了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工具正在改变着抗争政治的本质，特别是改变作为社会运动里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交流、互动、深度、自发性、创造力形式，导致了抗争剧目的飞跃变化。这是“自由之夏”作为里程碑式的教科书给社会运动留下的宝贵财富，必将对各国社会运动特别是极权主义中国的未来民主运动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由于中共极权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很难产生社会运动的土壤。一个成功的社会运动必然包含了动员网络、政治机会结构、抗议剧目、集体行动框架等要素。而自1989年“六四”后，中国的社会运动还是以“弱剧目”的形式艰难挣扎，有抗争事件却难以形成持续的社会抗争运动。同时，中国的社会运动存在教条化、泛道德化倾向。种种因素使中国的社会运动处于比较低端的水平。

教条化是指中国的社会运动者往往把自己信奉的“非暴力”、“激进化”理念绝对化，把两者严重对立，无视一个成功的社会运动，必然是由“仪式性”的非暴力抗争与“震撼性”的激进抗争两者的相互协作下才能实现政治目标。纵观人类整个社会运动史，激进化和非暴力的分野并没有中国人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即使是在非暴力主义奉为样版的印度独立运动、南非反对种族隔离运动和美国民权运动中，没有激进主义者的政治博弈是不可能实现政治目标的。香港的“自由之夏”运动之所以有如此广泛的政治动员和充满想象力的抗争剧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和理非”与“勇武”绝不切割的“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协作性。

在这次“自由之夏”运动中，中国的一位知名社会运动者以其教条化的倾向在推特上公开批评运动的暴力并要求运动与之切割，因而受到各界特别是香港社会运动者广泛的批评。任何社会运动不可能是以书斋上皓首穷经钻研出来的，而是随时空和情境而变的，香港社运“和理非”与“勇武”绝不切割是从2014年“雨伞革命”中两者相互指责导致运动失败得出来的教训，运动参与者虽然有“非暴力”、“激进化”之分，但是它们彼此互为呼应，以“不指摘、不割席、不笃灰”的原则成为抗争运动的强力支撑。

泛道德化是指对实践性的社会运动总是以道德主义、理想主义的标准进行评价批判。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形形色色，诉求各不相同，不可能有在道德上符合书斋里想象出来的完美社会运动，即使是那些被奉为社会运动代表人物的主张也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个人选择，不应被看做是社会抗争运动的普遍道德标准，而是要看具体情境，在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民主社会下不同的选择各自的评判标准就不相同。把运动的策略选择上升到道德评判，自我称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产物，却不是社会运动的抗争话语。

对中国大陆的社会运动来说，迄今为止并没有成功的经验，吸收其它国家地区的成功经验，特别是港台的社运经验是必由之路。从太阳花学运、雨伞革命到自由之夏，港台一系列的社会运动都紧扣互联网时代的社运动员、组织脉络，显示了社交媒体时代的社运威力，走在时代的前端，引起全球社运的相继仿效。西班牙持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印尼学生反修法示威运动、智利圣地亚哥学生“EvasionMasiva”行动和英国的“反抗灭绝”环保抗争运动都表示从香港自由之夏中汲取了抗争经验。对与香港同样面对极权主义中共的大陆社运来说，更应该以谦卑的心态去认真学习、总结、吸收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