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北京长峰医院发生火灾,造成29人死亡。这是过去20年里北京发生的最致命火灾。火灾事故在周二中午发生,但直到晚上近9时,官媒《北京日报》才发出了一篇情况通报。在火灾发生到官方通报中间的8个小时,中国网络对此事没有报道和讨论,在官媒正式报道大火前,包括微博在内的中国社交媒体上就流传着多个视频,显示滚滚黑烟从长峰医院的大楼里冒出,楼里的人爬到窗外试图逃生。但这些视频很快遭到了删除,相关讨论也被审查。大火消息第一时间遭封锁,此事随后在中国网络引爆网民的愤怒。
18时30分左右,社交媒体上终于流出火灾视频,但很快被删除。一些本地媒体如@北京时间,及北京本地自媒体如@北京大峰峰发布和转载新闻,但视频很快被删除,@北京大峰峰目前也处于被禁言状态。“北京长峰医院起火众人躲空调外机逃生”这条最早的相关话题词条,目前已无法查看。
在北京市政府第二天举行的火灾事故通报会上,北京丰台区副区长李宗荣向全市人民表示歉意,称已成立群众工作组,长峰医院患者家属已全部对接,未来还将继续督导长峰医院做好善后及赔付工作。短短17分钟的通报会,强调领导到场,救援及时,灭火措施到位,医疗救助到位。死者是谁,在哪里,不知道。幸存者是谁,在哪里,也不知道。相关微博报道下有1000多则评论,但却被开启“评论精选”模式。网友说,与其不让评论,还不如不道歉。
虽然北京官方出面向北京市人民表示歉意,但网络舆论仍然不买账。中午12点多发生火灾,直到晚上8点官方发布火灾通报,在事发七八个小时之内,被隐藏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没有网络传播,没有新闻报道,没有家属通知。一直等到晚上看到官方通报,许多家属才知道自己的亲人可能已不在人世。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得不到确切答案——医院拒绝发布死者名单,也不肯回复家属询问。据媒体报道,“分诊台的工作人员说,要登记患者姓名,逐级上报,才能告知”。
网民质疑是什么“神秘力量的干预”,导致这起事故“被隐藏长达8个小时”?为什么有大量舆论质疑29人这个死亡数字?在这起重大事故发生后,为什么媒体也在9个小时无动静?在人人手机自拍的时代,一场医院大火几乎不可能没有视频上网。然而,比救人更迅速的是,这些视频被删得干干净净。网络传播也遭到严格限制。一场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列出翻车事故可以连续十天上“热搜”,“淄博烧烤”可以火遍全网,一只熊猫的病亡引发全民悲悯之心。相比之下,4月18日中午,北京长峰医院的至少29名患者,可以说是静悄悄地与世长辞了。一直到官方通报之后,传播和讨论被严格控制之后,这个消息才从容不迫地出现在“热搜”榜上。
中国政府在迅速审查新闻以平息公众的愤怒和对灾难的质疑已形成一整套模式,民众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信息披露延迟和审查的不满。有网民批评:“中午12点多发生的事情,发生时没有一家媒体发突发新闻。近10个小时后,也就是晚上九点多,开始发通稿。以前的媒体,现在基本都变成了通稿复印机。耻辱。”“太可怕了!连亲人最起码的知情权都可以无视?!医院不是应该最安全的地方嘛?”“我国还有媒体吗?还有调查记者吗?还有媒体人吗?”
《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前总编辑胡锡进,一开始也在微博批评:“到官方晚8点四十几分发布正式通告之前,网上关于这场火灾的信息很少有留存的,因此现在人们只看到了官方的文字通报,几乎搜不到有关这场火灾的照片和视频,我认为这不应该。”随后,他“自我审查”将质疑的言论删除。有网民在胡锡进的原发文底下留言讽刺:“老胡不容易。把微博里面关于新闻报道延迟的质疑删除了,然后重新发送。果然是和谐社会,人人有责。”
一名北京的报纸编辑说:“最可怕的不是29人的死亡,而是8小时的沉默,前者是意外失职,后者是蓄意而为,全力以赴,肆无忌惮地炫耀自己的社会控制能力,把我们当成聋子、瞎子、傻子和没出息的臣民。事故是可以预防的,但蓄意的行为可能会成为常态。”
前媒体人闾丘露薇说:“一个两千万(人口)的城市,居然大家都要等到晚上发通报才知道,这简直就是『奇迹』。彻底秀了一把管控能力,而这种手段,应该是疫情中形成和成熟的。”
在微博上,网民的批判排山倒海。微博网民“小飞侠吃冒菜”说:“以前出了事是新闻记者第一到现场传回现场画面,对工作人员,消防人员等相关人员进行采访。现在就是转发政府的发文。”微博网民“晓张玏芽2021”说:“蓄意而为,全力以赴,肆无忌惮地炫耀自己的社会控制能力所以这篇最终也会被夹。”微博网民“因沒講出來”说:“新闻只有喉舌,真相只有蓝底白字通报。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被欺骗的世界里,就这样还有人觉得够了与幸福。”
微博网民“过来ZZ”说:“没见过正常社会下的新闻报道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这样级别的灾难,正常来说发生之后的一个小时内媒体就会出稿了,哪怕那个时候只是几十个字的播报。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关于这家医院的背景,伤亡人数,现场的特写都会陆续出街。8个小时只等来一份通告,可以想象媒体内部有多无力。”
微博网民“幸福的快樂豬2”说:“是啊,当他们说出“你们”这词时,已经站在了大家的对立面,而和他们站在了一起。放心吧,他们没把你当成“咱们”。。。我忍不住阴暗地想,那些遇难者以及家属,他们中有没有人曾经也说过“你们”。哪怕说过也没关系,我们今天争取是为他们,但更为自己,为所有人。”
前媒体人本所在其微信公众号“张所长”发表文章《关注什么火灾?还是去淄博吃烧烤吧!》,文章说,这次火灾里,21个人去世。新闻通报里,只有短短几百个字,但每一个字背后都惊心动魄。哪个地方的烟火才是人间的真实?两个烟火的境遇,交相辉映,映衬出无限的光怪陆离。从12点发生,到晚上8点,8个小时的时间,都是无声的空白。我们拥有发达的直播,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但我们却如此闭塞,成了盲人和聋子。
作者木蹊说在其微信公众号“木蹊说”发表文章《长峰医院之思:看不到风险,才是最大的风险!》,文章说,记得去年“浙江宣传”在《别让一个负面热点害了一座城》一文中,明确反对“阻止媒体发声”的处置方式,主张把工作全方位全过程做好,才是前提。可惜,这仅仅是一种呼吁。更多的,就是一删了之。显然,这并没有达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也对社会活力、人民的表达权造成了明显抑制。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一个地方发生火灾,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负面,相反,如果救援及时,处理合法合规,就能得到正面回馈。镜子是亮的,良药是苦的。查明问题,揪出黑手,问责相关,才是积极面对事故,树立公信力的正确做法。可惜的是,这件事的质疑没能及时得到良好的回馈。公信力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遮盖出来的。不让百姓看到风险,往往就是最大的风险啊!
作者晚参君在其微信公众号“编委汇”发表文章《迟到的火灾》,文章说,见证了奇迹。从中午火灾发生到晚间官方通报,时间足有七八个小时,但这期间海量的网络上几乎无任何消息。人们常说,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想不让消息传播很难,但现在看来,好像没多难。长峰医院火灾在新闻传播与政府发布的逻辑关系中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过往,新闻报道中的突发新闻追求“快”,以此倒逼相关部门的救援更实和发布更迅速,但从长峰开始,要变了。相关部门有足够的“定力”将新闻后移,把时间点拉长,直到认为合适的时候给出一个独一无二的独家“官宣”。以前,还有那么几家都市媒体迅速扑向新闻现场,寻找蛛丝马迹;现在,新闻媒介很发达,新闻却奄奄一息。新闻靠边,只有“官宣”。
作者有竹不倒在其微信公众号“剑客写字的地方”发表文章《谁把媒体变成了这样?》,文章说,媒体是怎么了?面对国内的负面,忐忑不安,想报道却又瞻前顾后,拖到最后舆论已经炸裂了才开始出声,被网友骂作喉舌。反过来,一到国外的“负面”(其实也不算负面,最起码星舰坠毁在我看来不算。)哪怕是熬夜,也要更新。原因很简单,报道国外负面没有风险。你看看多少媒体有关星舰坠毁的报道下面,能少了网友们对马斯克,对美国肆无忌惮的嘲笑。肆无忌惮,是因为“正向”,要是火灾下面也是这样一种状况,不断质疑和讽刺预防不足与领导失职,很快你就会明白该怎样做人。
有竹不倒的文章说,我们的媒体深谙此道,又怎么会不提前小心翼翼呢?很多时候,纵使报道了一些负面内容,点开评论你都会发现“博主已精选”,简而言之你无法评论,或者说:你评论了也上不了墙,等什么时候大家聊开了,没“危险”了,他们会再把你的评论“精选”出来。道理是一样的,谨慎、细微,提前规避一切“危险”。谁把媒体变成如今这样?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或许是他们自己,或许是看受众的需要,又或许是社会变了……总之这是说不清的,或许也是没有人敢去详细的分析说清楚的。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魏春亮在其微信公众号“亮见”发表文章《长峰医院火灾,公众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文章说,火灾发生于中午12点57分,但直到晚上8点49分,我们才看到报道。中间硬生生拉出了将近8个小时的空白。这8个小时的空白,让报道下那张“最新消息”显得很可笑。要知道,这不是发生在偏远山区,而是在首善之区。也不是无人员伤亡,而是死了21个人,属于“重大火灾”。但在官方通报前的这8个小时里,网上几乎没见到此事的只言片语。
魏春亮的文章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只能等官方通报?一场21条人命逝去的灾难,已经足以让人悲伤;但这场灾难,不应该再带来额外的恐慌,那是另一种伤害人数更多的灾难。我们的社会,不应该在灾难发生后,在无知中玩一种叫“猜猜猜”的游戏。疫情中,人们经常引用加缪在《鼠疫》中的一句话: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但其实,诚实适用的领域,不止是鼠疫,而是任何灾难。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宋志标在其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发表文章《中产阶级如何谈论北京医院大火》,文章说,8小时的火灾空白,再一次嘲弄了“人人都是媒体”的夸张陈词。以为人人有了账号,等于人人有了话筒,可以遂行“人人都是传播”,看来又是一种虚假希望。这样有助于中产阶级理解身处的媒介环境,众声喧哗当中,他们是孤独的存在。
宋志标的文章说,很遗憾的是,随着大众媒体走出市场化阶段,中产阶级在信息供应上被迫接受新闻枯竭的现实。街谈巷议很是扰攘,治理对信息流的控制近乎本能,他们被悬置在国情之中。信息流曾是中产阶级可以依靠的力量,他们也曾认可市场化媒体为他们可爱的同盟。但在北京火灾这件事的传播格局中,中产阶级除了失望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与其说他们对媒体缺位失望,不如说是对自身阶级性流失的恐慌,因为他们视“接地气”为畏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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