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与中共极权主义价值观迥然不同的中国民间，也有零星的对江泽民时代怀念的声音，但这种对过去的怀念，更多的是借此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即使是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大部分普通人，也感受到了在习近平统治之下的处境与江泽民时代相比的截然不同。
然而，江泽民时代与习近平时代的差异真的有那么大吗？仅仅党魁不同，统治中国的机器不还是那个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吗？表面看来，江泽民时代与习近平时代相比，人民那时确实有更多的自由，公共空间那时更活跃，与西方的联系那时更密切，而江泽民与习近平个人相比，也有更多的个人魅力，吹拉弹唱无所不通，也习近平的背书单形成鲜明对比。
但是，江泽民时代与习近平时代只有表面统治手法的差异，本质还是一党专政的自我进化，统治者换了，统治的政党还是中共，人民依然是专制下挣扎求存的被奴役者。而从中共的极权主义光谱来说，正是有了江泽民主义才开启了习近平主义。
江泽民时代的中共处于1979年开启“改革开放”后的后极权时代，与1949-1979年代的对于广大丰富的生活领域的全面攻击和扼杀的极权时代相比，后极权时代放松了对民间社会的空前压制，对私人生活的极度控制。李慎之先生曾经引用苏联作家阿尔马克里的话来说，后极权时代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但中共的“总发条已经松了”只不过是为了缓解极权时代给社会带来的危机，避免统治被人民的不满而推翻，是专制的自我调整。
江泽民执政下的后极权时代，加入WTO，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对社会空间暂时松绑，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给中共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利益，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使中共掌握了庞大的社会资源。江泽民推出的“三个代表”理论显示了在后极权时代中共由改革开放早期的自我调整开始自我进化，由所谓的“无产阶级”进化到有产阶级政党，权贵与资本的相互依存、相互勾结成为江泽民时代的政经秩序。
在社会生活层面，陈子明曾研究指出，作为“总发条已经松了”后极权社会在意识形态上是失败的、无效的，“官方的意识形态”在事实上已经疲软和失效，已经不能真正统摄和控制人们的灵魂了，代替乌托邦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是人们普遍的恐惧心理和犬儒主义。但是，共产党“在道统和法统上并没有改变”，“极权主义的教条并没有改变”，哈维尔也清晰地认为，在后极权时代这看似扩大了的私人空间背后，人们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到消费品面前，而从别的领域比如政治领域中被赶走，他们拥有的仅仅是选择什么牌子电冰箱和电视机的自由。换言之，江泽民主义归根到底还是中共专制统治的压力调适，内核与本质并没有变化。
正是没有变化的内核与本质，使中共在江湖时代的后极权在习近平时代，进化为新极权时代。习近平新极权时代的建立基于中共对其统治前景的末世恐惧，后极权末期与官方意识形态弱化相随的是民间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为捍卫红色权贵万世一系，中共一反后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弱化被动防守，主动进攻以刚性专政铁腕对付民间社会，对民间社会实行有目的、有步骤的全面清场。正是江泽民胡锦涛的后极权时代给中共奠定的巨大社会财富、攫取的巨大社会资源支撑起了习近平新极权时代的四面出击。所以，没有江泽民主义，就没有习近平主义，江泽民和习近平是中共专制统治的一体两面。
再见，江泽民，再也不见。我们期待，并且相信，不远的将来，必然再也不见习近平，再也不见中国共产党。
民生观察 2022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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