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网上传出大量视频显示，广州海珠区仑头村两名年轻女子在防疫岗值班室与防疫人员发生争执，视频中没戴口罩的女子情绪激动，大声指责防疫人员。随后多名防疫人员一拥而上，先后将两女子按倒，并将其手臂捆绑在身后示众。戴口罩的黑衣女子一直躺在地上，一只拖鞋落在身旁。没戴口罩的女子则一度跪在地上，因为捆绑的原因，她上身已经衣不蔽体。后续视频显示，戴口罩的黑衣女子已经坐起，没戴口罩的女子单腿跪地，已被戴上口罩，并得到一件衣物围住上身。她还在愤怒地指责防疫人员“会有报应”。双手被反绑跪地女子表情坚定，桀傲不驯的影像在大陆与境外社群媒体被广为传播，获得大量的支持。
该则影片在中国全网疯传，引发热议，有网民认为这是滥用私刑，有辱人格，甚至有违法之嫌，网民质疑说：第一，如果是具有执法权的警察执法处置，将人反绑手脚并“示众”是遵循哪条法律？第二，如果是非警察处置的2名女子，是哪些人参与处置的？他们是否具备执法权？第三，《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院反复强调禁止将罪犯游街示众，《民法》对公民的合法权益亦有相关保护。防疫人员此举涉嫌违反上述法律。“这是滥用私刑啊”、“就算是撒泼，是这种管法？你懂不懂法律？撒泼应该由警察抓到派出所审问，涉嫌寻衅滋事的拘留或者判刑，不是捆绑示众，你以为这是阿富汗呢？”、“疫情三年真如镜，各种妖魔鬼怪都从暗处跑到晴天白日了”。
有律师在微博上公开呼吁“私刑不能合法化”。他认为，广州下跪女作为公共事件，其核心不是骂人对不对、核酸做没做，牵动公众神经的是：捆绑、下跪、示众以及事后处理，广泛讨论的是：私刑当不当？公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公权力怎样避免构成对民众权利的损害。
18日晚，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分局发布情况通报指，17日上午11时许，2名女子王某、李某（均23岁，黑龙江人）不遵守疫情防控管控区域的规定，企图强行进出海珠区仑头村防疫管控卡口。其中，李某未佩戴口罩，2人健康码均为黄码且10月30日以来一直未按要求进行核酸检测。期间，现场防疫工作人员上前多次劝导，王某、李某拒不配合，辱骂工作人员并扰乱现场秩序，后被工作人员和群众约束控制。警方接报后，将涉事人员带回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目前已对王某、李某2人依法作出治安处罚。涉事双方经教育提醒后已达成谅解。
曾担任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的经济学家、国际问题学者储殷对此发文，批评两女不遵守防疫规定并且骂人的不良行为，但同时认为防控人员绑她们的手属于针对两女子的谩骂“使用暴力”，即一方是谩骂，另一方是动手而且捆绑，“严重不对等”，所以他表示对警方的通告“非常理解，但是并不认同”。
18日晚，前调查记者、中国媒体人邓飞在社交媒体上公布来自广州市民热线“12345”对一个市民的回应。其中清楚表明，“仓头村治安主任黎伟和对用塑料扎蒂捆绑女子的错误做法其本人已认识到错误，并诚恳接受组织的任何处理。”
邓飞11月19日发文指，广州白云区又一女子被社区保安反剪双手、被绊倒一头倒地，被塑料扎带反绑躺地上动弹不得。但是，该视频发出后被删除，连图片也被删。邓飞质疑，广州连续发生两起防控人员反绑女性躺地示众，“私刑不绝，令人焦虑，我的朋友陈峰、王雷，两记者19年前写过孙志刚之死，一个湖北大学生就是死在私刑手里。”
专栏作家张丰发文指出，在仔细比对两份通报后发现，两文都含蓄地承认把人打翻在地是错误的，但是又把这一关键问题给淡化了，让通报看上去避重就轻，难以服众，只会让关心的民众更伤心、愤怒。
18日疑似当事女子之一在微博发表响应称，当天是去取外卖，因同行另一女性朋友口罩丢失，与相关人员发生冲突，目前相关人员已道歉。她透露：“绑我们不是因为口罩，是为了不让我们打110（报警），并且谎称他们已经打了110，我和我的同伴先后打了110、120，他们看到警察就把自己的蓝色外套脱了防止我们认出来他们。”她表示，协商结果是对方赔偿误工费、医药费与精神损失费。
网友“ZCG”说，15年前他在广州番禺一个小厂，厂里有矛盾，老板叫来村里治安队，他们随身携带塑料扎带，把人反捆双手摁跪在地，“这些塑料扎带是广州每个村治安队的标配。”
网友渔夫发帖说：这块土地充满邪恶！徐州女人被铁链锁着，广州女人被迫跪着！因为我们男人都被阉割了？
网友iPaul发帖说：广州市海珠区，无论发生什么也不应如此示众，这是对人格的侮辱！权力无边界，灾难无止境！
网友张凯律师早在此时发生前就曾发帖说：目前的防疫政策，存在大量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立法法》规定的很清楚，限制人身自由的规定只能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才可以实施。当下动辄隔离，已经严重的侵犯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不仅仅政策违法，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人也涉嫌滥用职权罪。
网友ZhuDazhi发帖说：昨天广州发生的捆绑两女子并令其下跪示众事件，骇人听闻。更令人绝望的是，朋友圈中竟有那么多人赞同那些“防疫人员”的做法，攻击低毁两位受害女子，其中不乏这个社会中的中间阶层人士。我想起了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想起阿历克塞耶维奇在《二手时间》中的那句话：只要恢复集中营，就不愁找不到看守。多么恐怖的现实！现在还是承平盛世啊！假如是在战乱时期，你简直不敢想象我们会成为什么！肯定不仅仅是韭菜。真不敢想。但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真到了那一天，首当其冲被害的，肯定是那些中产阶级成功人士―商人、官员、医生、律师、豪车豪宅拥有者、衣着光鲜者、漂亮小姐姐……
网易号“基本常识”发表文章《广州女子被捆绑跪地，维护秩序不是侵犯尊严的借口》，文章说，无论男女，无论年龄，任何一个人被反绑双手双脚，大庭广众之下躺在水泥地上，跪在路口……即便做不到换位思考，只是作为旁观者，我们也能感受到强烈的羞辱意味，能够明白这是对当事人尊严的严重侵犯。
文章说，一群壮汉将两名手无寸铁的女子放倒在地，捆绑示众，我没有看到丝毫对权威的敬畏，反而是充斥着令人恐惧和不适的淫威。基层防疫人员很辛苦，我知道，但辛苦不能成为工作简单粗暴的理由。防疫的目的是保护人们的健康，是职能岗位，也是服务岗位，是用劳动换取报酬的一份工作。防疫工作人员并不因为挂了志愿者的名字就有了更高的道德地位，更不意味着以此为名可以拒绝履行工作态度的基本要求。防疫人员被辱骂很委屈，我知道，但委屈不能成为违法侵犯他人人身自由的理由。
作者表示，一线的情况很复杂、冲突很多，但维护公共秩序不能成为侵犯尊严的理由。退一万步讲，就算当时两名女子是感染者有传播风险，就算当事人情绪失控有伤害他人伤害自己的风险，现场工作人员不得不出面制服她们以控制局面，不该采用反绑双手双脚使其躺倒在地，跪地示众的侮辱性操作。连胡锡进都出来说这种事情突破底线，女孩跪地画面对人心的冲击可想而知。生而为人的尊严，不该被如此侵犯。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发表文章《任何人都没反绑他人跪地示众、侵犯他人人身自由尊严的权力》，文章说，他们本身没有执法权力，更没有反绑跪地示众侵犯他人人身自由和尊严的权力。如果每一个政府工作人员都这样无限滥用不属于自己的执法权力，我们将人人自危。试想，你在公共场合抽烟，可以反绑跪地示众，你随手乱扔垃圾或随地吐痰，环卫工人可以将你反绑跪地示众，你遛狗不栓绳、不按规定摆摊，城管可以反绑跪地示众。你插队加塞，保安可以反绑跪地示众，你违章停车或闯红灯，交警可以反绑跪地示众，届时，我们人人都会成为执法者，人人也会成为被执法者，我们都有可能成为那个反绑跪地示众的人。法律将成为废纸。所以，我们必须捍卫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
文章认为，现在在动态清零的管控下，网络上爆出不少城市的管控措施对居民实施无差别的封门封户的野蛮行为，甚至如武汉等将整个城市的街道两侧用铁皮一路围起来，目的就是不让人们出门，不让人们之间接触流动，好像这样封控就能把病毒装进观音菩萨的玉壶里一般消灭。但常识是病毒不会因此被灭光，它就如雾霾时的空气一样存在着，但由此制造的灾难却不断发生着。那些穿着白色衣服的防疫人和戴着红袖箍的人，以他们向人冲上去的身手动作，好像都是不明身份的家伙。在他们那里，什么法律，什么规定，什么尊严，什么人的权利，统统以防疫之名踩到脚下任意蹂躏，他们的话就是天条律法，他们的要求就是皇嘴金科，他们的举动就是神圣不可侵犯，他们的一切的一切就是他们是刀俎，而其他所有人都是鱼肉。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孙旭阳在其微信公众号“卖杏花”发表文章《伤害广州，还是广州伤害？》，文章说，广州二女事件的处理结果，无疑将告诉所有人，在广州地界上，遇到“防疫管控卡口”和“防疫人员”，无论他们如何要求你，你甚至都不能求助于法律——常见的是报警。被404的现场信息来看，正是二女被阻止报警，情绪才失控。一个报警都会被视作挑衅的地方，是个正经地方吗？
文章说，出于外界不必知道的原因，这些来自村头的“防疫人员”，都拥有了在编警员才拥有的现场执法权，还装备了属于管制警械的约束带。你忤逆他们，就后果自负。至于“防疫管控卡口”和“防疫人员”在法律上的角色和授权，他们的行为是私刑还是执法主体、执法依据和执法程序都合乎成文法的执法团队，没人问，问了更没人答。
作者认为，只因为他们得到了“上面”的默许。“上面”甚至不需要明确授权，只需要暗示他们的某些行为不会被追责，街面就将太平很多。十九年前，那个姓孙的湖北大学生生前肯定是不幸的。但他在死后，却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宋志标在其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发表文章《仑头事件：是广州被伤害了吗？》，文章说，仑头事件出来后，大众呼吁最为集中的需求，那就是以法治裁量这次冲突，对关系到的所有人，都能用法治的尺度论断是非。坦率地说，区里的调查处理，没有平息外界争议，是因为它被认为不是一个法治的处理。包括区里的调查处理依据，都将疫政摆在了法治的前面，而这种主次与外界舆论的理解不一样。在这样的逻辑下，卡口的纷争很容易就会被定义为“冲击防疫”，村级卡口人员的素质、应急预案，乃至于借防疫的乱作为就有了遮掩。
文章说，外界和舆论认为的是，闯关者辱骂可以处分，私刑捆绑更应该治罪，舆论可以接受这两种并存的处理方向。因为舆论恰恰是超越本地人和外地人二分法的，不管事哪里人，在法治面前一律平等，只有法治才是撇开各种身份因素加以公正论断的尺度。
作者认为，不怕再重复一遍，广州人向来自豪、也认为是基本的事实是：广州是一座包容的城市。但仑头事件让一部分人感到寒心，只能退缩立场：广州是一座相对包容的城市，因为法治运行对一部分人更包容。有心人要改写这样的印象，不能无视这件事的影响。无可置疑的人，经历此事的那两位姑娘，恐怕永远也不会原谅那样对待她们的人。就此，千万人中将多出两名再也无法平和看待广州的人。要讨论“被伤害”这样的问题无疑是重要的，但主语是谁，哪些人是真的受害者，哪些方面受损害，则需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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