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非暴力抗争》征文系列
自89年参与64以来，我就成了一位异议人士，一位非暴力抗争者，而监控便如影随形。
最早感觉到被监控，应该是89年参加游行示威后，回来时发现自己的自行车车牌不见了。那时的自行车要登记领牌的，后来大家说到这事，就猜测，一定是让跟踪者把牌子摘走了，通过车牌就能查到我的身份。出狱后，我逐渐认识了一些异议人士。那时青岛比较活跃，因为在狱中和孙维邦、姜福祯、张霄旭结识，所以和青岛的朋友常有来往。
有一次，青岛的燕鹏先生到济南来遭到跟踪，跟踪者开着一辆车，还有一位骑着摩托车。燕鹏比较有经验，很快就发现了他们，走过去质问，对方不承认。燕鹏就向前走，他们开车在后面跟着，这种态势持续了一段时间后，燕鹏故意横穿泉城广场，这时他们着急了，因为车是不能进广场的，他们如果绕过去的话，就会面对马路上那些红绿灯、隔离栏等等，所以他们中有人就下车追过来，和燕鹏商量，问他到哪去，可以把他送过去。燕鹏没多想，就说了个地方，谁知一上他们的车，不由分说，就被拉到公安局去了，还做了笔录，让燕鹏签字时，他就在上面写了“抗议”两个大大的字。随后，就等着青岛公安来押他回去了。
从此以后，除非迫不得已，我是不上国宝的车的。前几年，闹茉莉花革命期间，有国宝在楼下找我，让我上车谈，我要求在外面谈，他们一再坚持要在车里谈，我就提出我要坐在驾驶座上，那次我在驾驶座上和他们谈的不欢而散。而如果我坐在后面，想散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后来还就有一位朋友着了他们的道，说是在车上谈谈，结果他一上车就被拉到南山旅游去了。
这里还有一个经验要说一下，就是注意检查和你打交道的那些人的警察证。就是上面那个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人，他激怒了我，我和他吵了几句，甩门走了。等我上了楼，想起我从没有看过他的警察证，然后给同车的另一个警察打电话，要求那个人下次来时带警察证，我要检查。从此以后，那人就再也没来。而这家伙断断续续骚扰了我一年多。可能是国宝部门警力不够，或者想节省经费他用，就雇了些临时工充数。
我不但不上他们的车，而且我还不愿意和他们同乘出租车，谁知道他们会耍什么花样，他们亮出警察证说不定就把出租司机给劫持了。今年6月3日，和两三个朋友在金玉餐馆小坐，国宝找过来，非让我回去，我不愿意，他们就纠缠，饭吃不下去了，只好回去，路上他们要打车把我送回去，我不同意，自己往回走，他们跟着，走了大约有两三里的样子，快到家时有一个上坡，他们走到那里喊哎哟，我就笑：“还是警察呢。”，他们两个都是中等个，也不胖，我190斤，都没觉累。后来细想，是他们的良知使他们的脚步沉重，他们走的路和他们的心是相悖的。
对于监控者，感化他们、和他们讲清道理、唤醒他们的良知是必要的。如果他们不情愿干这样的事，他们就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应付了事，而如果无谓地激怒他们，便结私怨，他们的监控的主动性就增大了。
解金玉结婚，我们去参加婚宴，孙文广老先生也来参加，当时他正被全天监控，限制行动，经过他的力争，可以来参加婚礼，但只能待半小时，那些跟踪者便在下面等着，后来金玉给他们送去了喜烟喜糖，还送水饺给他们吃，他们也没再说什么，孙老待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去。
今年清明节期间，孙老和大家商量去中山公园纪念民主先烈，本来这事没想提前公开，不知国宝怎么知道了，就分别找有意参加者威胁阻挠，这事就在网上公开了，成了纪念民主先烈的预告。纪念活动结束后，大家在一起吃饭，发现旁边桌上有个人很像跟踪者，我们就大谈有多少高官是裸官，有多少两会代表是外国人的父母等等，就是要把道理讲给他听。他这时还不能插言，只能听着。
后来发现还有一种情况下，监控者无法插言只能听着。今年6·4前夕，李红卫过生，大家在一个酒店聚餐，对方跟了过来，就在我们隔壁，两个房间只用一个木屏隔开，我们说什么他们当然都能听见，我们就大谈裸官、外国人的父母做两会代表、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自由的重要性等等。后来，说我们打纪念64标语，把我们12人传唤到派出所。
我们一行12人先被带到济南四里山派出所的一个办公室里，大家依然畅所欲言，除了前面的话题，还大谈薄熙来、王立军怎么违法整治警察、校长奸幼、为什么食品安全问题如此严重？为什么民间不能成立组织监控食品质量？等等，旁边监视我们的警察只听着，并没有插言。过了一会儿，我们被分别叫走询问。
传唤中，警察问我说了什么？
答：言论自由是很重要的，只有每个人有言论自由，人们才是安全的，当受到冤屈时才有地方去说理。
当没有言论自由时，每个人都是不安全的，不只是平民百姓，体制内的人也是不安全的，不管是警察还是多大的官，当受到迫害时，都没有说理的地方，刘少奇就是个例子，当年红卫兵批斗他，他拿着《宪法》本子想保护自己，红卫兵用《毛主席语录》本子抽他的脸。
那警察问：你当时是这么说的？
答：是啊。
警：刘少奇这个事，你见了吗？
答：没有。
警：你没见，你怎么这么说呢？
我：你在和我讨论问题吗？
警：不是
我：你问我当时说了什么，我当时就是这样说的。
警：我觉得不合适
我：你觉得不合适，就把我的话删去吗？
警：好吧，你往下说吧。
我当时在酒店确实是这么说的，正好这个警察也应该听听。
他大概记录了有20多分钟，然后问：
“你怎么说了这么多？”
答：“不多啊，这些一分钟就说完了。”
然后，他就不再往下问这事了，20分钟记录了我一分钟的话，我们在酒店里待了3个多小时呢，够他记录个长篇小说了。
在具体进行活动时，是保密还是公开，确实是需要斟酌的。在许多情况下，公开活动的效果要好一些，因为作为非暴力抗争，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公开活动传播真理、真相、以唤醒民众。并且，在开放场合，如果对方破坏阻挠、侵犯人权，可能会引起围观或群体事件，他们破坏的成本就会加大，他们还是颇为忌惮的。
2009年，孙老因为在清明节期间纪念赵紫阳被几个壮汉暴打，肋条有四处骨折。他住院期间，因为我的家离这家医院很近，所以天天过去探望，朋友提醒我要注意安全，我自己也是感觉生活在白色恐怖中，所以也是格外小心，晚上都不敢走小路。
孙老总结了这次的教训，第二年提前公开了纪念赵紫阳活动的时间和路线，这样一来，如果他们再施暴，就有可能被路人拍下来，揭露他们的丑行。
在济南，孙老是被监控最严，时间也是最长的。有一次他终于摆脱了跟踪，然后找朋友聚餐。我们几个人到时，酒店门口已经聚集了大批便衣，要求我们离开，我们当然不同意，非暴力抗争的要旨就是不服从，这是我们的权力，我们凭什么听你的。没看见孙老，我们就走出来在门外等，其实这时孙老和郭全芳等已经被押回去了，我们当时不知道，站在外面等了一会儿，有国宝过来要求我们走开，我们当然不走，看到旁边有个烤羊肉串摊，我们就坐下来，他们过来阻挠，我们不予理睬，喝着啤酒等人。这是个露天开放的场合，他们如果有什么违法的、野蛮的行为，周围的人可都看着呢。过了一会儿，那些人就都进了酒店，是不是进去摆宴喝酒了，我们没看见。我们喝着啤酒，有人讲起“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故事。
非暴力抗争，要知道自己是正义的，我们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尽可大义凛然。
秦志刚 2013年10月16日 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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