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级红”“高级黑”：极权主义末世症

5月14日，新华社报导称现年61岁的前重庆市委常委、前政法委书记陆克华涉嫌受贿案，由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作为一个副部级官员，陆克华却受到比此前落马的众多“大老虎”更多的关注度，是因为在此前的4月23日中共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陆克华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通报里，称“陆克华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搞低级红、高级黑”。官媒南方都市报的报导指出，陆克华是首个被批判搞“低级红”、“高级黑”的落马高官。因此就不难理解陆克华案所受到的关注程度了。

所谓“低级红”、“高级黑”，是中共近年来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出现的新术语，根据中共《党建》杂志介绍，所谓“低级红”就是有意或无意把中共的信念和政治主张简单化、庸俗化；而“高级黑”则是刻意的抹黑，在语言上可能更讲究技巧、更华丽幽默，伪装性更强等，用看似合理的言行来攻击党、国家和军队。而在现实中，“低级红”实质上指的是表面上极力吹捧党和领导人，但因方式拙劣、言过其实、形式主义，反而起到反效果，损害形象；“高级黑”指的是以更隐蔽的方式，表面是支持，实则讽刺或借机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确切的说，低级红高级黑是“妄议中央”的替代说法。

目前没有公开的渠道显示陆克华在任职期间具体发表了什么“低级红”、“高级黑”言论内容，中共在通报中使用“低级红”“高级黑”这一表述，通常意味着他曾在公开言论或政治行动中过度吹捧过度“表忠”，但被认为不真诚，甚至被怀疑别有用心；他可能在私下搞两面派、对上逢迎、对下放纵，以“忠诚”的名义掩盖政治投机或腐败行为。在中共的政治生态中，这种指控通常具有政治清洗的意味，用意识形态问题定性，为整肃打下道德和政治基础。

官方首次明确将“低级红”、“高级黑”写入清洗官员通报，这一表述显示了中共官僚体系面临新的政治风险：即便是“表忠”过了头，也可能成为清洗的理由。表面忠诚，背后讽刺，这些在独裁者眼中都是潜在的政治风险。这桩在后世人眼中绝对是一出政治笑料的插曲，却在此时此刻的习近平体制下，成为一场政治清洗的信号；而在整个官僚体系中，它敲响的是一记令人心惊的丧钟。

“低级红”这个新兴政治术语的出现，将再次改变中国官僚系统的生存逻辑。它标志着即便你在形式上歌颂领袖，若歌颂得不够自然、不够“高级”、不够真诚，就可能被认为是“高级黑”。即便你忠诚到肉麻，只要不在“气质”和“语气”上贴近权力中心的“审美”，你依然是危险的。这是一种比“说错话”更可怕的政治恐怖——是对“心灵”的审判，对“动机”的清算，是以“揣测动机”成为政治生态论断是非的标准。

习近平上台以来，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名义对党内外进行大清洗，尤以反腐为名，实则为打击异己，重新塑造忠诚机制。十余年后，随着个人崇拜的制度化和意识形态的再神化，中国重新回到一个仅仅在50年前就已然发生过曾经以为不会再重来的熟悉恐惧状态中：在公开场合，人人都学“习语”，说“习话”，唱“赞歌”，整个政治语言系统变成一场荒谬的咏叹调，真理与谎言难以辨识。

习近平的中共极权主义体制已沦落为一个必须时时刻刻表演忠诚、并且必须表演到完美无瑕的体制。陆克华成为“低级红”、“高级黑”的首个典型，显示出一个极权体制日趋荒诞和残酷的趋势：不是因为你说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你没有揣摩“圣意”，没有对权力的畏惧体现出足够的灵敏与胆寒，你犯的不是言论的错误，而是政治的原罪。

当“低级红、高级黑”成为一种极具弹性的整肃工具时，官僚系统在表达观点时必须极为谨慎，任何被解读为对领导不敬的言论都可能引发严重后果。这不仅压制了正常的政策讨论和批评，也导致官僚体系的自我审查和治理能力的下降。官僚体系和中国民间社会一样在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下变成一个高压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个体官员的生存空间迅速压缩。一方面，反腐清洗造成极强的寒蝉效应，绝大多数官员宁愿“躺平”；另一方面，极端意识形态要求让他们陷入语言与行动的双重恐慌中。没有人知道哪一句话、哪一个表情、哪一个转发，可能成为政治陷阱。

体制要求官员表演“忠诚的身体”，却又不允许他们表演得太拙劣。忠诚要真，要自发，要自然。但所有人都知道，这种“真”根本不可能。说得太少，是不忠诚；说得太多，是政治不稳；说得太真诚，是“低级红”；说得太技巧，则是“高级黑”。从前，官场潜规则是“多做少说”；现在，是“少说也错，多说更错”。忠诚，不再是一个人的“行为”，而必须是一种贯穿于语言、姿势、脸部肌肉的全息状态。

“低级红”和“高级黑”的定性，对中共的官僚队伍产生了明显的寒蝉效应与深远的政治心理影响。没有人愿意创新或主动承担责任，怕搞出“高级黑”，“政绩冲动”转化为“维稳冲动”：保位置、保言行、保安全。“忠诚”不再靠信仰，而靠表演；“忠诚”不能出错，也不能过火；政治表达越来越公式化、空洞化，“不说错比说对更重要”；真诚和责任感被替换为安全本能，只求“过关”。发言的风险成本上升，沉默成为最优策略。

这看似荒诞畸形的政治生态却是极权主义体制的典型末世症状。这是在政权安全焦虑和恐惧下的自我防御反应，反映了极权主义体制在“继续集中权力”与“失去社会认同”之间的矛盾。在不靠合法性、不靠绩效的极权主义晚期，只有制造“人人皆有罪”的恐惧机制，官员才会彼此监控，民众才会自我审查，社会才会自发驯化。

对极权主义来说，制造恐惧机制本身就成为这个体制走向终结的开始。荒诞畸形的政治生态使整个官场生态崩塌式溃败，迟早会产生制度反噬：当人人都在伪装忠诚，制度将失去对“真实态度”的识别能力，风险无法预警，忠诚无法确认，危机无法控制。当政治表达脱离真实，制度将不可避免走向“空转”，最终要么雪崩垮塌，要么开启民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