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北京《新京报》曝光“化工油罐车运输食用油”事件，这是继2008年造成多名儿童死亡的“三聚氰胺奶粉风波”之后最大的食品安全事故。事件引发轩然大波，成为中国近十年最大食品安全丑闻。
报道该事件的调查记者韩福涛及实习记者张新惠、赫哲琳成为网民心目中的英雄，也让调查记者这个行业重新走入大众视野，许多网友争相汇款赞助新京报，藉此表达对调查报导记者的敬意。有文章指出，报导油罐车混装乱象需要莫大的勇气，因为触碰的不仅是食品安全这个大众敏感神经，涉及的企业都大有来头，就包括上述2家油脂大厂、化工厂、油罐车运输业，以及地方政府的监管单位。因此，“5个调查记者顶100个市场监管局”。
在中国对媒体管控密不透风的现实下，《新京报》的调查记者们能形成这次的舆论浪潮，可说是相当难得。然而，偶尔的荣光掩盖不了一个致命的事实：中国需要调查记者，而调查记者行业正在快速凋零。
调查记者被视为新闻从业者队伍中追求事实真相、推动社会进步的标杆。在西方民主国家，调查记者因为在调查报道时，常面临袭击、骚扰甚至谋杀，所以他们是用生命为言论自由而斗争，因而被视为西方现代民主的基石。202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授予两名“为言论自由而斗争”的调查记者，以表彰他们为捍卫民主主义和持久和平的前提——言论自由所做出的努力。
在中国，调查记者这个行业在中国也代表着理想与正义，被誉为“社会的守夜人”。他们以“社会需要真相，而真相能推动公平正义”的理想主义自勉，奔波在城市与乡村，直击生活阴暗面，以笔而战，监督公权力，为弱者发声，鞭挞丑恶现实，关注底层苦难，因而享有极高的社会声望。
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的黄金时代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始的二十年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企业家、经理人、农民工、个体工商户等新兴社会阶层。同时中国传统媒体在经济有限自由化进程中也开始了媒体的有限市场化，迎合新兴社会阶层对公共议题的关注，为新兴阶层发声提供有力的阵地，使其权益诉求得以伸张。得益于走在媒体市场化探索的最前面，中国南方的广州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所在地，在中国最富裕的珠三角城市群区覆盖了中国最密集的都市报。
有作为第一经济大省所产生的全国最庞大的新兴阶层群体作为受众，南方系媒体迅速兴起，聚集了当时怀抱新闻专业主义理想的优秀媒体人，经过南方日报总编辑黄文俞、南方周末总编辑左方、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以及江艺平、范以锦、钱钢等历任报人的努力，勇于揭露腐败、报导真相的南方系媒体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公信力的大众媒体和调查新闻报导领域里的代表。
2003年3月，《南方都市报》发表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标志着中国调查报道步入了黄金时代。这篇报道记载了原籍湖北黄冈的孙志刚被广州警察以三无人员的理由收押，拘禁期间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的事件，引发了社会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并最终促成当局废除这项弊端重重的侵犯人权制度。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也是席卷中国社会的维权运动的开端，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觉醒以此事件为发端，对媒体的社会功能有充分的期待，为中国的调查记者行业兴盛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而同时的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当局居于加入WTO以及举办北京奥运的需要，在公民权利问题上作了一定程度的妥协，从而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空间，在媒体市场化方面作了一定程度的容忍，包括对调查报导定位为舆论监督“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党改善统治”。由此中国的调查记者行业迎来了“理想在风中飘扬，公义在心里流淌”的高光时刻。
在这调查记者的高光时期，产生了众多直接影响社会的调查报道。如2005年3月由马云龙主笔、楚阳和范友峰联合署名的《一案两凶，谁是真凶?》在《河南商报》刊发，揭开了日后震惊中国的聂树斌案的盖子；2010年3月王克勤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的《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揭开了中国社会官商勾结残害国民的冰山一角，引发报界、互联网及舆论界哗然；2008年9月11日简光洲在《东方早报》发表《甘肃十四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首次指名道姓，直接指出涉案企业“三鹿”，引发中国奶制品行业地震，引发此后对食品安全质量问责的风暴。中国人几乎是在调查记者的调查报道中完成了对食品安全的扫盲，知道了苏丹红鸭蛋、洗衣粉猪肉、避孕药甲鱼、尿素豆芽、石膏豆腐、硫磺馒头、地沟油火锅等等。
在此同时，通过有限市场化，中共获得了大量资源，从而得以强化、固化一党体制，开始越来越不能容忍公民权利运动的经济权利诉求和政治权利诉求对官方的列宁主义政党一元化体制的冲击。媒体的调查报道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共重点关注对象，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加以打压。《南方都市报》因报道孙志刚事件而开罪了党国的公检法系统而成为众矢之的，2004年被中共秋后算账，总编辑程益中、总经理喻华峰锒铛入狱。著名揭黑调查记者王克勤因为疫苗调查，同时得罪了山西省、卫生部、新华社三大利益集团，遭到联合攻击打压，签发这篇报道的总编辑包月阳被免职，《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被解散，王克勤被迫离职。
即使受到各种打压、限制，中国的调查记者仍然艰难地生存下来，竭力于罅隙中去拷问社会真相，推动公平正义。真正给中国调查记者行业致命一击的是习近平政权的粉墨登场。2012年习近平正式成为中共党魁，同年在北京发生死亡79人的721暴雨事件，《经济观察报》调查新闻部推出《暴雨失踪者》的调查报导，披露了官方死亡名单的不真实，北京官方为之震怒，以北京市文化局“扫黄打非办”出面骚扰，摘除报社牌子。调查新闻部被认为是一个惹是生非的部门，于2012年10月被解散。《经济观察报》调查新闻部被解散事件预兆了整个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的命运。
在习近平眼里，调查新闻不是治疗社会弊病的良方，而是对中共专政的威胁，媒体必须姓党，“爱党、护党、为党”，传播“正能量”。中国媒体的有限市场化被逆转，市场属性被扼杀，重新向党报的宣传工具回归。以2013年1月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为分水岭，南方系媒体被整改，自由派媒体人被驱逐，调查记者业的黄金时代就此终结，开始步入严冬。
在糟糕的大环境下，媒体机构纷纷缩减、裁切调查报道部门，有操守有担当的调查记者纷纷被迫去职。长期从事调查报道被称为“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的王克勤随着他任职的《经济观察报》调查新闻部被解散而淡出了新闻圈，从事与调查记者无关的救助尘肺病农民工公益工作。揭开聂树斌案盖子的范友峰现在从事广告经营工作。曝光三鹿奶粉的简光洲现在公关公司工作。
2017年，中山大学教授张志安发布的《新媒体环境下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显示，调查新闻行业发生了严重的人才流失。经过双重核实，他核定中国仅剩175名调查记者。与2011年首次调查结果相比，人数几乎被腰斩。中国广电总局数据显示，国内持证记者人数在2017年超过了22.8万人。这意味着每1300位中国记者中，平均只有一位是调查记者。
仅仅是不再从事调查记者还算是比较好的结果了。在习近平的独裁家天下建立过程中，容不下任何对其治下真相的描述与报道，所以媒体记者特别是调查记者动辄就可能触犯习天下的逆麟，从而锒铛入狱。《财经》记者王晓璐因在股灾期间发表报道《证金公司研究维稳资金退出方案》而被刑拘；《南方都市报》调查记者刘伟因多次报道“气功大师”王林案被以“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刑拘。
深度参与推动中国#MeToo运动，以笔为旗、期待用报导推动社会改变的女调查记者黄雪琴，坚信“做记者的职责就是留下纪录”，在不久前的上个月14日，被中共判5年有期徒刑，再次向世人证明了在中国做调查记者风险之高，因为记者的职责是报道真相，而习天下的极权主义恰恰是不能容忍真相的。中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根据总部位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协会”（CPJ）公布的关于2023年被监禁记者情况的年度调查，中国监禁记者人数达44名，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再次居全球榜首。
在“用党的意志和主张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严苛管制媒体环境下，调查记者们纷纷退场，调查新闻消失了，官方不喜的刺耳声音消失了，拷问真相消失了，追寻公平正义消失了，诺大一个中国，只有一片寂静。重大事件现场不再有扎实细致的对话与调查，调查新闻彻底消失与遁形，只剩下“一切以通稿为准”的一纸蓝底白字情况通报和自媒体的流量狂欢，这种巨大的喧闹更显整个国家的鸦雀无声。
刺耳声音消失了，这个国家一片岁月静好。真相被权力深深地掩埋在社会的最深处，即使偶有不死的良知挣扎着于缝隙间企图把某些真相公之于公众，就如这次的韩福涛与《新京报》，但是只有谎言才是这个极权社会的通行证，韩福涛现在失联、个人微博帐号遭到注销就说明了一切，油罐车事件只不过是调查记者业的回光返照而已，真相与公义的阳光照不进这个黑暗的世界。
调查记者在这个国度的命运，就是所有曾经挣扎着期望在这个极权主义国家建设公民社会的群体在习天下时代的命运，不管是调查记者，还是人权律师、维权NGO、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学者等等这些在一个正常社会里的健康力量，全部不见容于习天下，被系统性打压摧毁。习天下不倒，中共党天下不倒，这就是个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的一沟绝望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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