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人皆可能“被精神病”
二、严控信息，残害关注“被精神病”人士
三、中国无障碍“被精神病”下权利救济的缺失
四、“被精神病”依然是中共当局维稳迫害异议维权人士的重要手段
五、“被精神病”顽疾的根由
六、医治“被精神病”的意见与建议
序言
本报告依然关注的是中国（专指中国大陆）“被精神病”问题，而其中重点关注的是不苟同于权力意旨，勇于践行公民权利，起而维护争取人权、民主、法治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独立学者、上访民众等等的“被精神病”问题。
由于中共当局日益严控网络，封锁信息，打压公民记者，迫害关注人权人士，中国异议维权人士“被精神病”消息成为中共封禁的对象，以致外界很难了解中国“被精神病”的真实状况。尽管如此，本报告通过各种媒介极其有限披露的案例，仍可以管窥中国“被精神病”问题依然严重的现实。
所谓“被精神病”，维基百科解释是，为一网络流行用语，是指利害关系人或有关部门因某些原因，而将神智正常的人当作患有神经病，并强行送入精神病院治疗的行为。这些行为通常严重侵犯受害人的知情权、选择权。在中国，这一行为常被作为政府镇压异见人士、上访群众的一种手段。
在这里还提请注意的是，曾经众多民间研究机构与个人，在对“被精神病”问题上主要注重在违背自愿原则，将非精神障碍者（精神病）当作精神障碍患者送院治疗，即非自愿诊疗与收治（被精神病）。事实上，中国现实中还存在着一种曾经的确有精神障碍而被送入医院治疗，后已经康复，但因种种原因，仍然继续被关在精神病院生活及治疗的人，这类应该也是另一种“被精神病”。这种情况在网络登出的“上海精神病院”记录视频——《上海精神病院实拍，他们说最好的朋友是外星人，奇妙的人类聚集地》（https://youtu.be/3DNctjLU3Kk）中就提到在精神病院30余年，业已康复，却无法出院回归正常社会生活的情况。
显然，中国“被精神病”问题根本上是极权制度践踏人权，无视法制，迫害异己所致，是属于制度性病症。然而，在防范“被精神病”的具体技术性的政策、法规上仍有值得检讨改进的方面。
通常而言，如果真正精神障碍患者在诊疗、入院、治疗、出院等等方面能够得到客观公正合理的对待，他们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有效维护，那么从技术层面便在一定程度避免“被精神病”发生，从而维护到“被精神病”人的权利。所以，系统性检视及修订完善有关精神障碍方面的法律法规与政策，是防范“被精神病”事件发生的技术性保障。
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实施十周年中所反映出的中国一系列“被精神病”状况，为系统性检讨中国精神卫生领域相关法规与政策提供着现实参照。
一、人皆可能“被精神病”
2023年5月1日是《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10周年。这部从1985年着手制定，历时27年，经10余稿，才最终于2012年10月26日由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并于2013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精神卫生法》，明确是为了发展精神卫生事业，规范精神卫生服务，促进公民心理健康，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而制订，而在立法中争议激烈的就有如何避免“被精神病”。
《精神卫生法》在经过10年实施后，已暴露出诸多与其立法目的相悖的问题与不足，如精神障碍诊疗标准、精神障碍者权益保障等等，而其中最为世人诟病，引起世界广泛关注，严重侵害公民权利的“被精神病”（即非自愿诊断与收治）问题尤为突显，这一切都提示着《精神卫生法》急需一个重大的审视与修订。
一部出台实施10年的法律，原本通常应该得到国家相关法学界专家与部门的重视，借10周年之际，作出反思、检示、研讨、总结，进而对法律实施中暴露出的问题展开调研修订补充，以期使法律更加完善。然而，《精神卫生法》10周年却没有迎来国家层面，甚至省部级层面的相关部门与专家的重视。通过网络搜索可以发现，2023年全年中国大陆没有任何国家或省部级层面的权力机构出面组织针对《精神卫生法》的研讨，只有区县级及乡镇级一些卫生部门于当年5月在所在地进行过旨在“普及精神卫生法，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的一些宣传，也就是日常普法性的宣传。
由此可见，《精神卫生法》实施10年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其中最尖锐的如“被精神病”，没有引起中共当局的重视，或者说中共当局不愿面对《精神卫生法》实施后仍存在的“被精神病”这些问题，更无意于解决这些业已暴露的问题，而是有意要延续过往路径，任由这些问题存在，又或者说，在中共当局眼里，《精神卫生法》是针对特殊人群，而与广大普通民众无关，以致可以不予重视？
事实上，《精神卫生法》看似针对精神障碍问题，其实事关中国社会每个公民的权利。因为不仅中国人的精神障碍问题已经极其普遍，维护精神障碍患者合法权利，随时就是维护自己或者亲友们的合法权利，而且在中国没有杜绝“被精神病”情况下，每个公民都随时面临“被精神病”风险。所以，重视《精神卫生法》，努力促进《精神卫生法》完善，事关每个公民的切身权益。
根据最新研究，中国官方也不得不承认大陆民众的精神问题已经极其严重，据中国官网“中国网科学中国”发布《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http://science.china.com.cn/2023-10/10/content_42546287.htm）披露，“国民精神心理疾病患病率高，患病人群庞大”：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显示，中国精神障碍的终身患病率为16.6%意味着有2.3亿人一生中会罹患精神障碍；焦虑障碍是我国成人最为常见的精神障碍类型，其终身患病率约7.6%，我国居民焦虑障碍12个月的患病率为4.98%,按此估算，每年约4000万人罹患焦虑障碍；中国抑郁症患者人数超过9500万人，中国成年人群抑郁障碍12个月患病率为3.6%,按此估算，中国每年至少有3000万人患有抑郁障碍；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已有660万人；中国6~16岁儿童青少年精神疾病的患病率为17.5%。
二、严控信息，残害关注“被精神病”人士
通过网络搜索，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大陆在2023年相较于往年进一步减少了“被精神病”事件的报道，但是这并不说明2023年中国大陆“被精神病”问题得到了改善而实质性地使“被精神病”案例下降，而是因为严酷的信息管控，使一切真实反映中共极权统治违法侵权事件，包括“被精神病”事件，被严密封锁，相关人事被与世隔绝，使外界无法知晓。对此具体可以从2023年中国再度“荣膺”监禁记者数量居世界榜首，极权强化网络控制及“光明论”甚嚣尘上，“被精神病”亲友及一切知情者遭致严酷打压与封禁等方面得到明证。
2024年1月18日，总部位于纽约的世界保护记者委员会（CPJ）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年度报告以2023年12月1日各国监禁从事记者工作的人数为基础，发现全球共有320名记者被投入监狱，其中包括向美国之音以及其姊妹机构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供稿的人员。中国在2023年度报告中排名最高，紧随其后的分别是缅甸、白俄罗斯、俄罗斯以及越南。伊朗与以色列并列第六，各关押了17名记者。中国多年来在监禁记者方面一直是世界排名第一，今年再次夺得“冠军”，监禁记者人数达到44人。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被世界记者委员会统计到的中国被监禁的记者并不是全部，而只是那些能够在国际媒体发声，有一定影响力与知名度的记者，还有众多的存在于社会各方面敢于揭露真相的公民记者，显然无法进入统计，而他们由于多处于社会底层，信息闭塞，无法直接与国际媒体联系与发声，在遭到当局打压，乃至被监禁后，通常无法为外界所知，应该说这些人与记者委员会所统计到的记者是具有同等的社会价值意义的。如此看来，中国2023年应远不止监禁44名记者。也由此可以管窥2023年中国当局严控信息发布，残酷镇压一切披露政府负面消息者的程度。
中共长期以来对网络控制一直定位于事关政权安全的高度，为此不遗余力与不择手段严控网络信息早已成为常态。2023年中共在严控上不断祭出新花样，更使严控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2023年1月18日，中央网信办决定开展为期1个月的“清朗·2023年春节网络环境整治”（http://www.cac.gov.cn/2023-03/01/c_1679242741436895.htm）专项行动，随后又开展了“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专项行动；2023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网络戾气整治；2023年春节网络环境整治。
7月5日中央网信办发出《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http://www.cac.gov.cn/2023-07/10/c_1690638496047430.htm）提出“压实网站平台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强化注册、拟变更账号信息、动态核验环节账号信息审核，”“对账号信息中含有党政军机关、新闻媒体、行政区划名称或标识的，必须人工审核”，“强化资质认证展示”，“自媒体发布信息时，不得以匿名用户等代替”，“完善粉丝数量管理措施”，“加大对‘自媒体’所属MCN机构管理力度”，“平台黑名单账号数据库”，“采取取消互动功能、清理粉丝、取消营利权限、禁言、关闭等处置措施”等等十三项要求，严控网络信息，以致对公民日常生活与言论已经控制到时间上无间断，空间上无死角的地步。完全扼杀了公民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
另方面，公安部2023年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4月10日起开展为期100天的网络打击整治专项行动，共侦办案件2300余起，整治互联网平台企业近8000家（次），关停账号2.1万余个，清理网络信息70.5万余条。（https://www.sohu.com/a/704926015_664487）
2023年7月14日至15日，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共党首习近平给会指示“坚持党管互联网，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坚持筑牢国家网络安全屏障，坚持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网信工作队伍”等“十个坚持”，并强调“各级网信部门要忠于党和人民，勇于担当作为，敢于斗争亮剑”。（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7/15/c_1129751651.htm）
在这种“敢于斗争亮剑”的文革阶级专政式口号动员下，全国不断掀起种种打击网络言论的狂潮。在这种严酷禁言，以致道路以目的环境下，那些“被精神病”揭露政府阴暗的信息自然受到严密封锁。
在如此严酷的信息管控封禁下，外界从极其有限流露出来的有关“被精神病”的消息中，仍能清晰感知到中共当局对披露“被精神病”信息者的残酷镇压情况。
大家应该不会忘记，曾向习近平头像泼墨的湖南女董瑶琼及其因关注她而被迫害的董建彪、欧彪峰、陈思明等等。
2018年7月4日，董瑶琼骂着“专制独裁暴政”对习近平像泼墨，7月16日被送往株洲市第三医院（精神病院）住院。2020年1月2日，董瑶琼出院回家。其父董建彪透露，董瑶琼出院后沉默寡言，与入院前活泼性格大相径庭。2020年5月20日以及2021年1月底，董瑶琼两度被关入精神病院。2021年2月董瑶琼三度被关入精神病院，迄今无消息。
其父亲董建彪坚持替女儿发声，2021年2月12日因与前妻发生冲突而后遭判刑3年。2022年9月23日董建彪在狱中离奇被殴打身亡。
湖南公民欧彪峰因替董瑶琼发声而于2020年底被拘禁，2022年12月30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刑三年六个月。
株洲公民陈思明因披露泼墨女董瑶琼的父亲董建彪死亡信息而被国保带走控制，后来于2023年“六四”期间又被拘留15天。获释后，7月21日又被公安盯上，遭到约谈，更让他感到恐惧的是，公安居然要他去做精神鉴定。陈思明对媒体说：“一个人（国保）就问我，老陈，我们给你做一个精神病鉴定吧，去检查一下，你有没有精神病，我说不去，我说跟你们去，你们带我去检查，我没有精神病，也有精神病，他说你放心，什么的…我听了好恐怖，因为我们株洲那个董瑶琼，你们应该知道吧，她就是被关在精神病医院，一个健康的人坐牢，坐三年出来以后，身体不好，还可以恢复，但你一个人关三年精神病医院，没有精神病，也有精神病了！这是很可怕，令人很恐惧的，所以我怕也没有用，我很悲愤，那天中午我回到家，没吃饭，我收拾了几件衣服，就跑了。”（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81089）
湖南教师李田田2021年12月18日，因在微博上公开声援宋庚一有关质疑南京大屠杀数字的言论事件，遭到当地教育局和派出所的警告。教育局和派出所派人前往李田田家，要求其前往精神病医院治疗，并将她强行送入永顺精神病院，后在各界声援的舆论压力下，当地政府将李田田转到县医院。湖南人权律师谢阳前往永顺声援李田田，结果2022年1月，谢阳突然失踪，其后证实被湖南当局刑事拘留，后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正式逮捕。严重羁押到现在仍未宣判。
由董瑶琼反复“被精神病”，至今仍关押于精神病院，而声援帮助她的父亲董建彪被迫害致死，为她发声的欧彪峰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关注她及其父的公民陈思明也面临被精神病，以及关注“被精神病”李田田的律师谢阳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羁押至今，这充分显示着中共当局对“被精神病”者及其亲友同情声援人士的残酷镇压。由此可以想见，全国其他被精神病事件，在面临如此境况时，要么无人能发出声，要么无人敢发出声。所以，当“被精神病”发生时，无法为外界所知，应是常事。
三、中国无障碍“被精神病”下权利救济的缺失
在中国屡屡发生“被精神病”事件下，国人仍侥幸地以为那种“被精神病”离自己很遥远的想法，亦然是个普遍的存在，然而，事实上“被精神病”就在每个人身边，或者说每个人随时都可能遭遇“被精神病”的厄运。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危言耸听，或者甚至被认为是造谣抹黑，但只要看看2023年西安发生的看似荒唐闹剧的《夫妻先后强制送对方进精神病院！到底谁有病？》（https://www.sohu.com/a/691453900_121119271），便不难警醒到随时“被精神病”的真实。
从报道中我们清楚看到中国“被精神病”存在诸多明显的违法侵权问题，而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如下：
首先，“被精神病”在入院方式，诊断手续，住院治疗上极其简单粗暴而容易，完全没有任何“被精神病”障碍，即任何人只要有人想使其“被精神病”都可轻易达成。
西安公民渊强（化名）和妻子屈艳（化名）开了一家公司，育有一儿一女。2022年10月10日傍晚6时30分，渊强称他遭遇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我下班刚走出公司楼门口，突然冲上来5名陌生壮汉，把我架到一辆越野车上，用我的帽子堵住我的嘴，击打我的头部、胸部，并用膝盖压在我胸口上使我不能动弹。同时还抢走了我的手机、车钥匙、银行卡、电脑等。”
渊强说，车子行驶约半个小时后，他被带到了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三级甲等精神病专科医院），之后被绑到医院的担架上、推进有三道铁门的病房，医院的人强迫他换上病号服。“1个小时后，我在病房里见到妻子，我才明白，这一切是她早有预谋的。”渊强说，他怀疑妻子有外遇，女人变心才会如此狠心。
2023年2月5日，屈艳见到了丈夫和儿子。没说几句话儿子就出了门，约过了五六分钟，进来5名自称是精神病院的陌生男子，“上来就给我胳膊打了一针，很快，我全身没劲儿。我是被他们架着出门的。”屈艳说，一个多小时后，屈艳被带到了位于西安城北的西安脑康心理康复医院（二级精神病医院）。
由渊强与屈艳看似荒唐的彼此相互“被精神病”入院可知，在中国“被精神病”关入医院治疗是何极简单容易的事。
其次，在强制住院治疗上极其残暴、野蛮，公然侵害“被精神病”者的人身自由、身心健康、亲友会见、申诉求救等等权利，可说对“被精神病”患者权利没有任何有效保障。
让渊强不解的是，在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的80天里，他想见的人医院从未让见过。“我从被强行送进的第一时间，就提出要见母亲和儿子，医院让我给母亲和儿子打了电话，但始终未让见面，理由是因为疫情管控。可我妻子带来的朋友，却能见我，并劝我，让我承认自己有病，安心治疗。”
渊强告诉记者，在精神病院，他每天都有“无穷无尽的检查和治疗”，遭受了电针治疗、头皮扎针、吃药等等。“我活动的地方不足80平方米，里面有70多人。不能反抗，不能激动，一反抗一激动，治疗手段会更多。我多次要求出院，都无人理睬。”想起在精神病院度过的80天，渊强总结为“失去人身自由、受尽折磨，尤其是医院在还未确诊的情况下，一入院就给我用精神病药物，电击治疗，这是对我身体的一种损害。”
渊强21岁的儿子告诉记者，医院不让他和奶奶见父亲，他打12345市民热线，给卫健委和纪委都反映过。2022年10月27日，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通知他，说可以去接父亲出院了，因为在先一天，医院给父亲做出的诊断是焦虑抑郁状态和偏执状态。当他去接父亲出院时，又被医生以“谁送进来谁接走”为由而拒绝。直到入院80天后的2022年12月29日，父亲才出院。渊强儿子说：“医生说我爸能不能出院，得我妈签字，说我妈是我爸的监护人。”
另方面，屈艳在被送入医院后，被迫换病号服，稍不服从就被电警棍击打，并强制灌药，将她捆绑在病床上、接受电击治疗。屈艳说，她跟医生明确表示，送她来的丈夫曾在此看过精神疾病，医生不予理睬。屈艳要求与家人联系，被拒绝。屈艳认为丈夫是在报复自己：“我没有精神病，也没有任何医院关于精神疾病的诊断证明，西安脑康医院听我丈夫的一面之词，就把我当精神病人对待，在没有确诊的情况下给我吃精神病药，给我扎针、捆绑、电击……他们这是非法拘禁……”
后来妹妹找不到她，报警求助。3天后的2月7日，晚8时，家人前往医院将屈艳接了出来。
渊强与屈艳在精神病院遭受的种种酷刑般“治疗”，让人看到曾经流传于网络的针对异议维权人士的“被精神病”迫害的真实存在，让人真切看到“被精神病”者喊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权利救济的缺失。
再次，“被精神病”出院后“正名”无望
出院后的渊强前往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病医院）做各项检查，结论是“精神正常”。对此，渊强失落地说：“这些报告又不能说明啥，只会让他们认为之前在西安给我把病看好了”。“我在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期间，妻子还向西安市雁塔区法院申请鉴定我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当时我母亲收到了法院的通知，鉴定需要西安中院摇号产生鉴定机构，摇出的机构是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我不同意。”渊强说，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因此，这个鉴定没能进行。
2月7日晚上，屈艳从精神病院出来立即前往最近的公安未央分局徐家湾派出所报警。因为管辖地的原因，屈艳控告医院非法拘禁一案最终由公安浐灞分局十里铺派出所受理。
记者了解到，今年3月24日，公安浐灞分局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原因是“没有犯罪事实”；屈艳遂申请复议，刑事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原决定；屈艳又向西安市公安局申请复核，结果还是被维持原决定。复议和复核决定书显示的理由都一样：不予立案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5月23日，屈艳就此向灞桥区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在西安脑康医院的会客厅内，屈艳提起在该医院的遭遇，情绪激动和对方发生争执，该院副院长和医务科工作人员起身离开。该院齐姓副院长说，人是她丈夫要求、医院派人上门带来的，虽然没有其他医院的就诊病例，但医院也收初次就诊者，家人也提供了相关的伤人毁物视频，符合非自愿患者住院条件。该副院长称，屈艳入院时间太短，无法给出确切的诊断结果，这也是病案上会在“精神分裂症”后面打问号的原因。“既然没确诊，为何给吃精神类药品？”该问题齐副院长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当时屈艳的状态很激动，他们是可以采取相应措施的。
渊强对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违规收治、作出的焦虑抑郁状态和偏执状态诊断等相关质疑，以及屈艳质疑西安脑康医院将她一个正常人当作精神病人对待的问题，记者先后向西安卫健委以及西安未央区卫生健康局了解情况。得到卫健部门答复是“经调查两家医院收治流程规范。”那就意味着渊强与屈艳夫妻互将对方送入精神病院合规，不存在什么医疗上的问题。
四、“被精神病”依然是中共当局维稳迫害异议维权人士的重要手段
中国迄今究竟有多少不屈服于权力意旨的异议维权人士被中共当局“被精神病”，在信息极其封锁，打压极其残酷的今天，显然无法得到准确统计。然而，从各种流露出来的民间调研关注人权机构与国外相关研究机构的报道分析，如民生观察、维权网等多年来持续关注“被精神病”，报道调查过大量“被精神病”案例，从中可以看到中共当局一直以来，将“被精神病”当作打压异议维权人士以维护其统治稳固的重要手段。
据人权团体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2022年8月16日发表关于“被精神病”的报告——《强制灌药和监禁：中国的精神病监狱》（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zh-hans/node/566）。报告统计，2015年至2021年，中国至少有99人、144起异议人士“被精神病”的案例，其中一些人遭反复关押。这些案例被关押在109间医院，遍及21个省份，在中国各地皆有发生。
保护卫士研究主任加德纳（Dinah Gardner）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这份报告所揭露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我阅读了一篇报道，该篇报道粗略估计有一万多名维权人士，这使我相信，中国应该有上千位维权人士在2015到2021年间被关在精神病院中。”（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tj-08162022101741.html）
2023年在中共极其严酷的信息管控，以及对“被精神病”者及其亲友和关注者残酷打压下，仍揭露出如下一些异议维权人士“被精神病”的案例，这当然只是中共对异议维权人士“被精神病”迫害的冰山之一角，但从中可以管窥中共当局在“被精神病”问题上的违法侵权状况。
1、南开大学吴亚楠教授“被精神病”后至今失联
据自由亚洲电台2023年2月22日报道：2022年12月中旬南开大学女教师吴亚楠副教授因支持“白纸抗议”，遭南开大学校方以核酸检测为名，强行送至精神病院（天津圣安医院）检查，与外界失联。
吴亚楠，女，山东省高密市人，生于1984年6月。2003.9—2007.6，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2007.9—2009.6，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硕士研究生。2009.9—2014.6，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2014.7起在南开大学哲学院工作。据学生反映，吴老师很爱护学生。
详情请见：支持“白纸运动”被送精神病院 南开大学女教授吴亚楠音信全无
https://www.rfa.org/mandarin/Xinwen/3-02222023094113.html
2、张王策被以发表反政府言论强送精神病院
据民生观察2023年6月10报道：哈尔滨男子张王策被户籍地哈尔滨公安以发布反政府内容、支持四通桥勇士为由，强制送到精神病院。
2023年3月10日晚上11点30分许，他在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大赴任庄村的住所内，被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分局中队长王惠男等人以“了解清况”为由诱骗至楼下，王惠男等人揪住他的头发把他押进警车（黑A5577警）中，之后王惠男对其拳打脚踢，在他后脑，肚子，脸上共打了十余拳，一边打一边骂：“操***，让你不开门。”
第2天，张王策被带南岗派出所，派出所的周所长（警号：028066)说他精神有问题，于是和两位民警开车将他押送到哈尔滨白玉泡医院精神专科，办理入院手续，“被精神病”住院三天。
后来，张王策在快手上发布的信息又被拘留10天，随后信息被删除，有网友怀疑他在拘留期满后又被警方控制而与外界处于失联状态，也不排除再度被关入了精神病院。
详情请见：张王策被跨省抓捕并送至精神病院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23/0610/22786.html
3、江苏公益医师被判刑关精神病院后再次失联
据“维权网”2024年1月23日报道：曾因转发纪念六四的信息遭判刑1年6个月、刑满又遭关精神病院的江苏医师仝浩已相当一段时间处于失联中。
仝浩是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睢城镇内科医生，因提出新冠病毒溯源，和为群体朋友义诊，以及发布悼念六四信息，于2020年6月被关押，后判刑一年半。出狱后，家人受警察洗脑及裹挟，又将仝浩送入精神病医院两个月。仝浩曾和关注他的朋友说过：“只要它们（监管他的警察）一句话，我家里人就一定会把我送精神病院。”2023年8月4日仝浩被睢宁县睢城镇城东派出所警察上门抄家，并带走手机。后来数月，仝浩和外界失去联系。他的朋友很担心他又被强行送进精神病医院。
详情请见：曾因转发纪念六四的信息遭判刑1年6个月、后又遭关精神病院的江苏医师仝浩再次失联
https://wqw2010.blogspot.com/2024/01/16.html
4、四川女子张可在网上维权被关进精神病院26天
据中国大陆微信自媒体披露，四川女子张可因通过网络举报警方侵害自己而奋起维权，结果被警方以协商解决问题为借口骗捕后，强行送入当地精神病院关押26天。
2023年8月31日早上，四川平昌县90后现生活在成都的女子张可，在微信群发求救信息：“各位好心的哥哥姐姐们，帮帮我吧，救救我吧，我要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了，被欺负的活不下去了，我是四川大闹前男友婚礼的当事人，因为向有关部门举报当地民警违法违纪、刑讯逼供、徇私枉法，7月17日被老家民警以解决我举报问题为借口，从成都强制把我拖回巴中市平昌县强制押送精神病医院，直到8月11日才被放出来，我要被活活欺负折磨死了。”
张可提供的出院证明显示，其因“言行异常4+年”、强制入院。出院情况：精神、食欲、睡眠正常。
“我没有精神病，住院期间没吃精神病类药，医生也说没有精神病。”张可说，出院后她才知道，自己被精神病的原因，是当地担心大运会期间她在网上发帖。
详情请见：四川女子称遭强暴，在网上维权实名举报，却被关进精神病院26天
https://mp.weixin.qq.com/s/M6KLZuPDclFEmicL4XLxZg
5、18岁大一学生张俊杰因参加“白纸革命”两度被关入精神病院
台湾中央广播电台2023年8月24日报道：曾参与白纸运动及烟花革命的中国青年大学生张俊杰，半年内两度遭中共“被精神病”。
2022年12月1日，张俊杰的家人居然配合公安，以做核酸为名义，将他骗到实际就是精神病院的南通第四医院发烧门诊，在那里医生说他反对共产党，就是精神分裂，将他五花大绑了起来，护士给他强制打镇定剂，强制喂食“阿利哌挫”和“奥氮平”等两种治疗精神病的药物，弄得他每天都是昏昏沉沉，无精打彩。住院折磨12天后，被家人接回。
2023年的1月21号农历除夕早上，张俊杰又警察押回到南通第四医院强制喂药7天。后又被关入医院七楼，那里64个人白天必须挤在平均一人只有一平方米多的空间活动，面对满地都是呕吐物及排泄物，根本没门的厕所，味道重得令人恶心想吐，里面只有一台电视机，而且只播央视新闻等红色宣传的节目或歌曲，患者不允许私自去调频道，张俊杰就曾看到一个病患，因为动了电视频道，被护士一脚踹到地上。在里面只要对医生或者护士不满，就会被他们拳打脚踢甚至可能会被绑到那个大的房间，一般都是绑3天起步，甚至还要被电击。张俊杰亲眼见过有个患者，被电击之后，鼻子跟耳朵往外涌出来一样的血。
虽然张俊杰因为心脏不好，院方怕出人命，而让他逃过电击治疗，但为了方便管理，张俊杰开始被大量喂药，份量比之前更重，像一瓶50毫升的阿利哌挫，他早中晚各吃15毫升左右，一天就吃大半瓶，至于奥氮平，每天早晚各吃两粒，一天要吃4颗，让他整日昏沉，这也让他怀疑，是造成他日后身体出现后遗症的原因。
然而，事实上张俊杰并非个案，他观察到在病房中，还有许多异议人士和上访被抓的民众，最长一关居然关了4年。
详情请参看：“被精神病”归来白纸烟花革命青年一夜长大 https://insidechina.rti.org.tw/news/view/id/2177723
6、侨民何观娇因上访维权被关精神病院4年无法见亲人
据维权网2023年12月26日报道：归侨访民何观娇被囚禁福州市神康医院已快整四年了，她的姐姐在连续两天跑该精神病院，给妹妹送棉衣棉裤及日常生活用品，医院的负责人接收了棉衣棉裤等，但拒绝她们姐妹俩见面。据何观娇姐姐说，医院方的理由是福建省政府的决定，怕影响国家稳定。
何观娇因工作接触有毒物资而受伤，并遭辞退而上访维权，2019年8月19日，被关入深圳市康宁精神病院，于2020年前获释。2020年1月23日早上，何观娇和妹妹到福州北站欲乘前往北京西的动车，被六个人强行绑架到一辆白色黑车上。两个多月后，家人才得知何观娇已经被囚禁到很多访民都被囚禁过的福州神康医院。
2023年1月3日，何观娇80岁的妈妈刘李娇因染疫亡故，生前老人一直念叨能否见上因为上访被囚禁精神病院三年的女儿何观娇一面，家人为此连续紧急联系神康精神病院与新店派出所，医院的张主任说需要公安同意，而晋安分局新店派出所的陈景生说上面关照了，不可以。
何观娇家属四年来不断与神康医院及当地公安部门交涉，也曾向公安部、中纪委、国家监察委投诉，但均无结果。何观娇被关押于精神病院至今无法与亲人见面。
详情请参看：归侨访民何观娇被囚精神病院已快四年，亲属今天送冬棉衣棉裤仍被阻止见面
https://wqw2010.blogspot.com/2023/12/blog-post_26.html
五、“被精神病”顽疾的根由
中国“被精神病”顽疾难得医治的原由可概要归结如下：
1、医学上
《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及诊断标准》（CCMD-3）中的60.1偏执性人格障碍[F60.0]，明确将“对个人权利执意追求”，“总感觉受压制、被迫害，甚至上告、上访，不达目的不罢休”，作为诊断标准，纳入精神病范畴。这些歧视性的概念和语义结构都成了偏执性人格障碍的诊断依据，将上访者对自我权利维护的过程和对政府不公正不作为的心态进行医学“捆绑”，以致被诊断为人格障碍的上访者约占上访案例的一半（51.02%）。
2、法理上
《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 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
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
（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
（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其中“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缺乏具体准确的衡量标准，带有很强的主观臆测性，为制造“被精神病”提供着巨大空间。试想，任何异议维权人士，都会被那些侵权者与要求顺服自己的公权方视为对自己安全构成危险，那就自然以此危险为由而将这些危险者“被精神病”。
同时，《精神卫生法》还有个问题在于程序是“被精神病”者无法发动的，必须由监护人代理，但这些人往往也是侵犯他们权利的人。这就使“被精神病”者无法自主获得法律救济，以致使《精神卫生法》在保护“被精神病”人权利上形同虚设。
3、利益上
精神病人是精神病院的“钱袋子”，多收治精神病人直接关系到医院工作人员收益，从利益驱动的角度，医生有尽可能多收治精神病人的主观意愿，也就为“被精神病”提供着机会与可能。
4、制度上
中共极权政体的最高与最终目标是维护极权统治集团权力与利益稳固，为此它们抛出“讲政治”“党领导”“稳定压倒一切”等等，公开叫嚣“不能拿法律作挡箭牌”，公开否定司法独立，事实上将法律当作摆设。为了维护统治，中共当局将那些不顺服于权力统治的异议维权人士“被精神病”，就有极大的“政治正确”性。由此为“被精神病”广泛存在提供着制度保障。
六、医治“被精神病”的意见与建议
针对中国泛滥已久的“被精神病”顽疾，建议可从如下几方面予以施治：
1、废止公然将“对权利执意追求”“上访、上告”纳入精神障碍诊断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采用先进的与国家接轨的新的ICD-11和DSM-5的诊断标准。
2、将《精神卫生法》中可强制住院诊疗的自伤与伤人“危险”条款废止，或者进行准确量化的定义与明细规定。切实落实自愿原则。
3、成立全国性精神障碍诊治专家团，异地全面逐一检查监督各地精神病院及其病人，对那些“被精神病”者进行“正名”、释放与赔偿。
4、改变将权力当作特权统治集团私器，只服务于特权统治稳固的目的，而使权力真正回归到服务于广大民众的公器上，恢复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目的，从而使异议维权人士脱离被极权统治集团扣上权力敌人的角色，而变身为现代民主社会使权力改善服务忠于本职的促进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