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人口数据引发了广泛关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新生儿为792万，创中共建政以来最低纪录；人口自然增长率连续第四年为负，同比跌幅高达17%；总和生育率降至0.98，正式跌破“世代更替”的生死线。这一数字不仅宣告官方此前对“全面二孩”政策的预测——2025年出生1433万——彻底破产，更将中国的出生规模拉回到1738年（乾隆三年）的水平。唯一的不同在于当年的中国人口仅约1.5亿，而今天，是14亿。
如果仅从统计学角度看，792万只是一个“创新低”的数字；但若把它放回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与文化结构中，它所标记的，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口变化，而是一场极为罕见、甚至前所未有的社会心理转向。因为在中国文明的长期传统中，生育从来不是纯粹的私人选择，而是被赋予高度伦理、宗族与历史意义的行为。在一个将“传宗接代”视为天经地义、将“无后”视为人生大憾的文明中，今天却出现了一代人——在和平年代、没有战争、没有饥荒、没有瘟疫的背景下，主动、持续、集体性地选择不再生育。这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的根源不可能只是房价、成本或生活压力，而必然触及更深层的制度信任崩塌与历史认同断裂。
在传统中国社会，生育并非家庭内部的私事，而是伦理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并不是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具体而严苛的社会规范。子女不仅是情感寄托，更是祖先香火的延续、家族责任的完成、个人在历史长河中的定位。即便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年代，人们依然会选择生育，因为生育意味着这个世界值得继续活下去，也意味着个人并未被时代彻底抛弃。正因如此，中国历史上的人口锐减，几乎无一不是由战争、饥荒或瘟疫等外力强行造成，而非社会成员的主动选择。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对照下，今天这种“自愿性断代”，才显得格外异常。
因此，当前的人口塌缩，绝不应被轻率地理解为“价值观变化”或“年轻人自私”。在官方话语中，这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结构性问题”；但在真实的社会语境中，它更像是一种对现实的拒绝。中国正在经历的，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低生育率，而是一场针对政权的政治信任塌方。人口数据，不过是塌方之后露出地表的裂缝而已。当一个社会连最保守、最根深蒂固的生育伦理都无法维系时，说明信任的基础已经被系统性地掏空。在这里，生育的停止并不是因为人们不再重视家庭，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无法说服自己，把家庭、孩子以及整个家族的未来，继续押注在现有制度之上。
把低生育率简单归因于经济压力，认为房价高、教育成本重、育儿负担大，使年轻人“生不起”，是一种刻意的降维解释。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人生育子女时所处的经济条件，远不如今天。真正改变行为的，并不是“负担变重”，而是对未来的判断发生了质变。生育是一种高度依赖长期预期的行为，它要求个体相信社会规则不会随意翻转，个人努力不会被系统性清零，孩子至少不会成长在一个更加不公、更加不可预测的环境中。而当这种判断无法成立时，即便短期经济有所改善，生育意愿也难以恢复。
习近平政权上台后的政治变化，是理解这一心理转折的关键分水岭。此后，许多原本并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开始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一种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政策可以骤然转向，规则可以随时改写，而个人只能被动承受后果。三年的极端防疫政策，则将这种抽象的不确定性具体化、日常化，并最终转化为一场无法被遗忘的集体经验。它清楚地向社会展示在所谓“必要时刻”，个人的工作、收入、行动自由、家庭生活，乃至基本尊严，都可以被践踏。这是一次极权制度的公开演示，也是一堂残酷而直观的政治教育。在此之前，许多人对体制仍抱有模糊而消极的期待；在此之后，这种期待被彻底抽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静而绝望的清醒。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是最后一代”这句话，才会在2022年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这并不是情绪化的愤怒，而是一种彻底的宣言：既然政权可以无限索取，却不给任何可预期的未来，那么这场代际接力就应当在我们这一代终止。如果孩子出生后，只是继续承受同样的制度性压迫、同样的不确定风险，那么拒绝生育，反而成为一种对下一代负责的选择。
而极端防疫并非孤立事件。它与随后持续的经济下行、社会阶层固化、机会收缩，共同完成了一次对年轻人心理结构的重塑。防疫让人意识到个人随时可能被牺牲；经济下行则进一步证明即便你服从、忍耐、配合，也未必换得稳定回报。当这两种经验叠加，年轻世代对未来的想象被系统性摧毁。未来不再被理解为“更好或更坏”，而是被理解为“随时可能更糟，却几乎无法修复”。
生育，正是在这样的认知结构中，被重新理解的。它不再意味着希望，而意味着风险的放大与责任的不可承受。既然无法为自己争取一个可预期的未来，就更无法为下一代承担同样的风险。中国文化传统上极度重视生育与代际延续，正因如此，当年轻人开始普遍拒绝生育，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变得冷漠或自私，而恰恰说明，他们对现实的判断已经悲观到连最深层的文化惯性都无法维系。对许多人而言，不生孩子并不是轻松选择，而是一种带有悲剧意味的理性——不是不想要未来，而是不敢再相信未来。
在中共的极权统治下，公开抗争的成本极高，效果却不确定；但不生育，却是一种几乎无法被惩罚、却极其有效的长期行动。你可以压制言论、控制组织、管理舆论，却无法强迫一个人去爱、去生、去对未来抱有希望。因此，“不生孩子”成为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行为。
人口下降带来的经济与财政后果当然严重，但真正致命的，并不在于劳动力或养老金，而在于政权合法性的枯竭。任何政权都可以依靠强制维持秩序，也可以依靠绩效换取服从；但只有当下一代愿意自然进入并接受这套制度，合法性才会被持续确认。当年轻人普遍拒绝把孩子交给现有政权体系去塑造时，这是对中共投出的无声否决票。
792万这个数字，并不只是统计表上的一行数据，而是一份由年轻世代用身体向中共投出的彻底告别声明：我们不再相信，你值得我们把孩子交出来。我们拒绝成为你历史的一部分。
当一个政权无法让最年轻的一代相信未来值得托付时，它真正失去的，并不是人口红利，而是这个政权自身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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