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末，南京博物院爆出的盗卖古代书画藏品丑闻迅速轰动全国。事件起初只是一起文物失踪与流转不明的专业争议，却在极短时间内，演变为一场关于中国文博体系可信度、公共资产归属，以及政权是否仍具备被监督、被信任资格的公共危机。
12月29日，持续追踪报道南京博物院文物流失争议的香港媒体《亚洲周刊》，其拥有约二十万粉丝的官方微博账号突遭封锁，所有内容被清空，账号被改名为一串数字。这一举动非但没有为事件“降温”，反而将舆论焦点从文物本身，推向了更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连追问真相的权利本身，也需要被消灭。
在此前的调查报道中，《亚洲周刊》已将矛头明确指向中共体制内部的特权阶层，指出所谓“红色后代”“系统内人”长期私吞、低价处置国家文物的结构性问题。正是在这一节点，舆情管控以最粗暴、也最直观的方式介入。
98年前，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写下：“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98年过去了，这段话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像是为今日中国政治现实量身定做的注脚。
南京博物院事件，并不是一宗孤立的“管理失当”，更不是某几位官员的“道德败坏”。它之所以引发广泛震动，正在于它几乎是鲁迅这段话的当代实景重演，公共之物，在体制内部被当作私产；制度本应负责保护文化，却反而成为侵吞文化的工具；而当质疑出现时，真正被清算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提出问题的人。
独裁体制下公共资产的“准私有化”从来不是什么例外现象。国企、土地、矿产、金融系统等等，这些本应属于全体国民的公共资源，早已被权贵集团系统性地瓜分、套现、世袭。区别只在于，这一次被吞噬的，不再是可以用数字掩盖的财富，而是文化记忆本身。
独裁体制的逻辑，“公共”并不意味着全民所有，而只意味着“体制内部共享”，公共财产并不是属于社会，而是属于凌驾社会之上的权贵集团，所谓监管，也只是集团内部的默契分账。鲁迅说“内行便将东西偷完”，并不是道德谴责，而是对制度运行方式的精准描述。当一个系统没有独立审计、没有媒体监督、没有司法追责、没有公众问责时，“内行”不偷，反而不合逻辑。
《亚洲周刊》持续跟踪报道南京博物院争议，其所做的，恰恰是一个现代社会中媒体最基本的职责。但在独裁体制下，媒体从来不是公共监督的一部分，而是潜在的秩序破坏者。于是，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公开回应、证据澄清，而是一套高度熟练、几乎模板化的应急操作：禁言、清空、改名、抹除。这并不是针对《亚洲周刊》的“个案处理”，而是一种制度性本能反应，当真相无法被反驳，就让其无法被看见。
《亚洲周刊》微博被禁言后，网民的反应呈现出罕见的一致性，“可笑的依法治国”、“沉默，震耳欲聋”、“清一色地一边倒”、“堵不了悠悠众口，更堵不住大众内心”……这些话并不激烈，也不复杂，却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心理同步。在一个长期被切割、被恐吓、被原子化的社会里，“清一色”本身就是政治事件。南京博物院事件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是否确凿盗卖文物”，而在于它如何在心理层面，系统性地瓦解了人们对中共统治叙事的最后残余信任。
过去十多年，中国社会的公共舆论，大致停留在愤怒——不满——质疑的循环之中。而南京博物院事件触发的，是质变后的心态，人们不再问“是真是假”，而是直接判断“必然如此”；不再纠缠技术细节，而是本能反应：“如果是真的，一点都不意外；如果是假的，那更可怕。”这是一种制度性预判的形成。当一个社会的民众，已经能在缺乏完整证据的情况下，对权力行为做出高度一致的负面判断，说明他们早已不再相信这是“偶发失误”，而是将其视为政权运行的常态。
“黑漆漆”不是一句愤怒的控诉，而是冷静的情绪总结。它指向的并非单一事件，而是对制度纠错能力、权力自我约束可能性、和平改良前景的全面绝望。当人们开始用“黑”来描述现实，意味着他们已经不再期待这个体制内部会出现光。
在中共过去数十年的统治史中，金融危机、地产爆雷、地方债务、群体性维权冲突都曾反复出现，但从未真正动摇政权根基。原因并不复杂，这些问题固然伤害利益，却不必然否定统治的正当性。它们仍可被解释为“发展失误”“周期波动”“治理能力不足”，统治者也许无能，但仍然代表公共利益这样的前提仍可勉强维持。南京博物院事件不同，直接否定了这个前提。
南京博物院事件表面上是一起文博争议，实质上却击中了极权统治最隐秘、也最脆弱的核心问题：“这个政权，是否有资格替国民保管历史、解释文明、代表公共？”文物并不是商品意义上的资产，而是物理上属于全民、象征上代表历史、道德上承载记忆的三重公共物。当公众看到文物被低价处置、内部流转，去向不明却拒绝公开，追问者被封禁而非回应，形成的已不再是“做错了事”的判断，而是一个更根本的结论：这个政权并不把“公共”当作公共。这直接否定了政权的合法统治者角色。
中共长期构建的一条核心合法性叙事是“我们不仅是政权，更是中华文明守护者。”这条叙事在经济、科技、军事领域可以失败而不致命，但在文博领域一旦破产，后果便不可逆转。因为这意味着政权不仅无法承诺未来，甚至正在掠夺过去。历史一旦从“被守护”变成“被掠夺”，统治就不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当连历史、文化、记忆都被纳入特权分配体系，人们得出的结论不再是“政策失败”，而是这个政权本身已不具备道德正当性。
在南京博物院事件中，对《亚洲周刊》的禁言、清空、改名并未悄然完成，而是被公众完整目睹。结果是禁言本身成了最有力的信息，清晰地传达了问题不能被公开讨论、现有叙事无法自洽、权力选择自保而非澄清，于是舆情管控非但没有制造分裂，反而促成了罕见的一致共识。中共惯用的“境外势力”、“带节奏”、“别有用心”等标签，在这一事件中全面失效，因为问题已经落在公共是否属于公众、记忆是否可以追问、沉默是否被强迫的价值底层——这些问题无法被阵营化。
因此，南京博物院事件对中共最深远的影响，并不在于几件文物的流失，而在于统治的道德基础正在被一点点抽空，政权真正的合法性崩塌已经发生在无数人内心深处那个几乎同时完成的定论之中：
这个政权，已经丧失了代表公共事务与守护历史记忆的资格。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