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25年的中国，很难指出哪一件事可以被称为“标志性事件”。如果说过去十多年是高压统治不断强化、向上攀升的阶段，那么2025年，更像是极权进入晚期后出现的一个稳定幻觉之年。它并不以剧烈震荡的方式呈现，而更像是一间密闭屋子里空气的缓慢变化——未必立刻令人窒息，却已经清楚地预示了结局。
极权体制一旦进入晚期，历史往往不再通过爆炸发生，而是通过疲惫显现。若说极权的早期依赖政治动员，中期依赖恐惧威慑，那么到2025年，它所能依靠的，更多只剩下一种行政惯性与社会心理的持续耗散。2025年没有决定性的政治转折，却呈现出一组愈发清晰的结构性征候，权力仍在运转，但意义已经流失；控制仍在加码，但秩序开始内耗；社会尚未崩裂，人心却已悄然退场。
2025年的中共极权，并未显著提高暴力烈度，反而在形式上显得愈发“理性”“技术化”“流程化”。问题恰恰在这里。在这一年里，政治不再以运动式方式出现，而是以内嵌于治理机制之中的形态持续发生，通过程序、话术与技术系统，将压迫拆解为无数“看似合理”的小步骤。这种变化并非治理能力的提升，而是统治能力的下降——它意味着权力已经放弃说服社会，只是机械地压制不确定性。
习近平政权强化极权体制的核心信条，在于通过高度集权来降低风险。但2025年的现实表明，风险并未减少，只是被系统性遮蔽。在社会低参与的背景下，公众对公共事务主动撤离，表面上降低了政权与社会的冲突烈度，实质上却使体制内部的结构性失灵不断显现。这一年中反复出现的，并非社会对权威的公开挑战，而是官僚系统内部的责任转移与功能退化：解决问题不再是首要目标，避免追责才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极权真正走向危机，并非因为外部反抗，而是因为在不断强化控制之后，陷入了一种“无能的稳定”——表面秩序得以维持，但解决问题的能力却持续丧失。
这构成了极权治理的根本悖论。极权的核心目标是“可控性”，但实践反复证明，控制本身开始制造失序。2025年的中国，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控制已经成为政权最大的风险源。这一年中频繁出现的，并非民间“反对力量”，而是体制内部的自我消耗——官僚系统相互甩锅，政策层级彼此掣肘，地方政府消极执行、变相造假，公信力快速流失。于是我们看到中共体制持续上演的荒诞现实，上面不断强调“稳定”，下面却人人规避责任；文件越来越多，执行却越来越空；口号越来越宏大，具体问题却无人承担。这并非反抗制造的混乱，而是极权内部逻辑的内爆。
因此，2025年极权最显著的危害，并不体现在暴力强度的提升，而体现在公共空间的系统性枯萎。公共讨论几乎消失，公共事实不断被改写，公共记忆遭到清洗，公共责任被彻底下沉为个体的“个人风险”。如果说2025年最重要的变化在哪里，那么答案并不在具体政治事件，而在普通人的心理结构。仅从政治层面观察，这一年或许显得沉闷；但若从精神史的角度看，它却异常关键。因为正是在这一年，中国社会完成了一次微妙却深刻的心理转变——人们不再试图理解极权，也不再试图公开反对极权，而是开始有意识地从极权体制中撤离。
这并非启蒙意义上的觉醒，而是一种对政权的“精神脱钩”。对宏大叙事不再愤怒，也不再激动；对官方话语既不相信，也懒得拆穿；对公共事务的态度，从“或许还有希望”转向“不要牵连到我”。这既不是勇敢，也不是懦弱，而是一种长期压抑之后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它标志着统治已经无法塑造信念，只能维持顺从。极权未必真正害怕反对，但社会的普遍冷漠，却足以令其如坐针毡。2025年，中国社会最危险的信号，正是这种全面扩散的冷漠。
因此，2025年的意义不在于某一事件是否引发风波，而在于极权长期运转的权力—治理—心理结构，已经无法继续通过事件管理来维持自身的合法性。事件只是表象，结构才是决定历史走向的深层变量。极权仍然强大，反对仍然微弱，社会仍然沉默，但认同已经消失。这是一个关键节点。因为任何体制，一旦只能依靠惯性与恐惧维持，而无法再塑造信仰与期待，便已经进入不可逆的老化过程。
2025年，并非终局之年。它更像是一个漫长历史中的“迟滞段”。一切仍在运转，一切看似可控，但已经没有人真正相信中共这套秩序能够带来未来。当一个政权仍然强大，却不再被期待；当一个社会仍然沉默，却已经不再认同；历史的转折，往往早已在暗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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