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隶属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通知天猫、淘宝、京东、当当、拼多多、新华等电商平台，称2013年出版的前央视记者、主持人柴静所著《看见》图书因“质量问题”停止出版发行，决定将该书全部下架并召回，请平台接到通知即刻停止销售此书。
《看见》是柴静的自传体作品，讲述了她在央视的十年经历，记录中国社会问题如空气污染、留守儿童等。该书于2013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成为该年的年度最畅销书籍，目前销量超过300万册。作为一度成为许多学校语文课推荐书目的《看见》遭下架，引发公众的强烈关注。
有网民一语中的“书没有问题，是人变得敏感了”。人变“敏感”、促使书商采取匆忙下架《看见》以示和柴静彻底切割的自我保全方式，诱因就是在5月12日柴静在YouTube频道发布的视频《对话国共内战幸存者：“忘记苦难历史的人，必将成为下一次苦难的受害者”》。在该视频中，在近期两岸紧张局势、台海战争的阴影笼罩下，柴静通过节目回望了一位九旬老兵的内战记忆，通过这段尘封于历史之中的深重苦难，引发了观众们对两岸未来的深入思考。
年逾九旬的台湾老兵高秉涵在此期采访视频中，不避讳战争的残酷、不掩饰国共内战对个人和民族造成的巨大创伤，用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提醒人们战争并非遥远的教科书条目，而是与无数个体和家庭紧密相连的鲜活历史，其痛苦影响深远。他那句“政治是无情的，忘记苦难历史的人，必将成为下一次苦难的受害者”，是对当下所有人的沉重警示，比任何尖锐的政论，更直接击中了今天中国社会与政治的神经。
这些内容，正是今日中共最不愿让公众记住的东西。在一个缺乏新闻自由、思想自由与人文教育的专制国家里，最可怕的不是集权，而是“集体失忆”。专制政权最怕的不是“反对”，而是人民“记得”，专制制度能够长期维持的深层机制不是靠暴力本身，而是靠对历史的抹除、对记忆的瓦解、对真相的重构。极权主义依靠暴力、监控、谎言维持统治，但这些手段终究是外在的，人民有可能在某个历史节点反抗、推翻。然而，一旦人民对历史的苦难、抗争失去了记忆，就会失去判断现实的能力，也就失去了拒绝专制的基础。
中共要的不仅是统一台湾，更是统一历史、统一记忆、统一情绪。《对话国共内战幸存者：“忘记苦难历史的人，必将成为下一次苦难的受害者”》所刺穿的，正是习近平武统台湾意志背后那套不容置疑的政治幻象。在中共的政治幻象中，不允许有人提出：“战争的代价是平民的孩子。”战争永远是平民的炼狱，消耗的是平民的孩子，是那些没有话语权的生命。在这集节目的留言区，许多大陆民众表示看了十分感动，希望两岸和平，按赞超过1200次的一则留言说，“我支持和平，反对战争，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节目所表达的反战立场、对战争的痛苦记忆，挑战了习近平“祖国统一大业不可阻挡”的铁腕叙事。
2012年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声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宏大的叙事框架被包装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愿景。2022年以后，习近平已事实上进入终身独裁者状态。这一独裁结构面临一个核心困境：如何维持合法性来源？经济奇迹已陷入瓶颈，“政绩合法性”濒临破产，社会控制日益紧绷，国际形象每况愈下，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势中，在没有其他合法性资源的局限下，民族主义是唯一可以高度动员的政治筹码。而台湾问题，因其涉及“历史仇恨”、“领土完整”、“国家尊严”等高烈度词汇，天然适合转化为民族主义动员工具，成为加强极权控制与对内合法性构建的关键支点。而当“统一台湾”时，中共建基于民族主义的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就安然无恙了。
自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以来，中共始终将其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香港就是“和平统一台湾”的样板间。从2014年的雨伞运动、到2019年的反送中抗争，2020年《港区国安法》强行落地，中共将香港从一个半自由社会，迅速蜕变为一个“内地城市”。“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失败，摧毁了它作为“统一台湾”样板的正当性与吸引力，台湾从香港看到的，不是“统一后的繁荣自治”，而是“自由的丧失、法治的破坏、警察国家的崛起”，也就使得中共提出的“和平统一”失去了主要的政策工具和心理基础。
“和平统一”的逻辑走向终点，“武统台湾”便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被不断推向前台。战争不再是“不选项”，它是合法性危机的一个应急出口，是习近平“历史伟业”的替代品，是体制为自身续命的一场高风险博弈。因此，在中国当局的叙事中，“统一台湾”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理性辩论的政策选项，而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信仰，甚至是最高领袖政治合法性的象征。习近平的“统一台湾”战略，不是基于什么国家利益，而是视为其历史地位的终极认证，在任上收回台湾将是个人独裁生涯的巅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奠基者，在中共党史的地位将真正超越毛泽东，成为“民族伟大复兴”的千古一帝。由此武统不再是手段，而被升格为目标本身。
习近平的长期独裁，不仅制造了时间压力，还使他与“武统台湾”深度绑定。习近平需要台湾，不是因为台湾对中国有什么战略意义，而是因为一个独裁者需要一场“历史壮举”来装饰他独裁的棺材板。如果不解决这个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他终将面临权力空转的危机。越接近他统治的后期，这种武统的冲动越显得迫切，为此他可能不惜一切代价。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高秉涵对战争的反思不仅仅是道义立场，更被视为对现时中共执政逻辑的政治挑战。因为一旦人民开始思考：如果统一要靠血与火来实现，背后是千万个普通家庭的骨肉分离，是平民沉默无声的痛苦与流离失所，那它到底还值不值得追求？那习近平的“武统台湾”是其“完成历史使命”的唯一路径就不再无懈可击。这完全触到了中共的政治禁忌，在习天下的时代，“违逆圣意”的后果，是可以预见的：柴静的作品遭清算，高秉涵的声音被噤灭。
讽刺的是，在习近平还没有登基前的2011年，中央电视台就播放过柴静在台湾采访高秉涵的节目，播出后感动了很多人，使高秉涵成为感动中国2012年度人物。柴静两次采访高秉涵的不同结果，正凸显了这十年间中国政治生态天翻地覆的巨变。
更讽刺的是，在5月15日下架《看见》的同一天，一名中国大陆山东省网民“山东凯哥”，从福建长乐驾驶动力橡皮艇，历时9小时登陆台湾桃园市大园区沙滩并插上五星红旗的视频成为网络热议话题，被小粉红封为“武统第一人”。这一场荒谬的历史对照，如同黑色幽默一般，将中国舆论场在党国加持下的极端民族主义的精神病态赤裸展现出来。
中共的国家机器在清除历史记忆的同时，把“山东凯哥”、“中配亚亚”这类角色打造成“爱国新偶像”。这类极端民族主义者逻辑简单粗暴、情绪化、充满仇恨言语，却因为迎合中共的政治逻辑而大行其道。这种从草根、从网络、从低智处获得的“亲民合法性”，成为官方“武统台湾”舆论动员的新手段。这是一个“失忆民族”在独裁者野心驱使下展示的新形象：无知弱智、拒绝思考、情绪化、扭曲病态，为极权输血、为遗忘站台、为战争造势。
这种“新形象”，以由上而下的纵容与由下而上的狂热形成闭环，是一个民族在“精神失忆”后的自我异化。最可怕的是：他们甚至不再知道自己已经被异化了。这不仅是极权主义宣传机器的胜利，更是对人类尊严与真相的彻底侮辱。
历史记忆的声音被清除，煽动战争的狂热被颂扬，见证苦难的人被标签为“危害国家安全”，而制造幻觉的人被塑造成“舆论引导模范”，黑白颠倒的极权主义正在“统一台湾”的旗号下把整个民族引入灾难的深渊。滑入深渊不是从战争开始，而是从一次次历史的遗忘、良知的窒息、真话的湮灭中，一点点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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