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新永先生是资深维权人士，但他主要是帮助其他访民维权，网络上未见他个人有何维权诉求。于新永父母早亡，由当时年仅17岁的小姨含辛茹苦抚养成人；他天资聪颖，在中共恢复高考制度后于1980年考入山西财经学院（今山西财经大学），毕业后入职中共国企，后辞职下海。
于新永为人热心，性格谦和，有学历，又有国企工作经历，能说会写，很自然地赢得众多访民和维权人士的信赖，在访民群体中有一定声望。他参与、帮助过很多维权个案和访民，早就遭当局忌惮，而他尤其被当局怀恨的或许当属他2014年开始在微信、微博上发起的废除信访制度、撤销国家信访局的倡议。
中共把信访制度吹嘘为体现其政权的人民性、体现中共党及其政府与人民血肉联系的一个独创的制度。而事实上，信访制度完全缺乏现代法治必须的那种刚性、硬约束性、强制性、程序性和规范性，信访是游离于法治和法律程序之外的随意性极强的软约束制度，是一个几乎完全受人为因素左右的无效和黑箱制度。如果说中共的司法制度虽具有程序、规则的外衣却实质上是被中共肆意揉捏的面团，那么中共的信访制度却自其建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毫无程序、规则外衣而任由中共揉捏的彻头彻尾的面团。
因此，中共的信访制度始终就是一个愚弄草根小民的骗局，是中共为实行愚民统治、谎言统治而蓄意给小民描画的一张大饼。在1978年之前中共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年代，由于民权和人权不彰、官民矛盾相对较少或隐蔽，信访制度的欺骗性还不甚强烈、不为底层大众所知，而到了1990年前后，特别是中共把房地产作为所谓的支柱产业、圈地运动开始荼毒全国的2000年之后，官民矛盾急剧膨胀，底层大众的土地、祖屋等基本生存权利被公权侵害却又无法获得司法的保护和救济，加上大众长期被中共恶毒洗脑，清官情节浓厚，大多认为基层公权力和基层官员腐败变质而上级公权力和官员公正廉洁，幻想着不期而遇到上级的包青天，于是纷纷走上信访以至直接到北京、到“中央”上访的悲惨之路。
著名信访问题专家于建嵘教授经多年深入研究，无奈地得出一个结论：信访制度应当废除。
于新永先生是底层维权人士，不是信访理论专家，但由于他是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第四届大学生，有知识、有悟性、有思考能力，结合长期参与维权运动、帮助访民上访和维权的亲身经历，殊途同归，得出了与于建嵘教授相同的结论，很像莱布尼兹和牛顿几乎同时不约而同发明了微积分。
吊诡的是，于建嵘教授以中共的国家级社科院专业学者的身份，在学术领域倡导废除信访制度，没有、也不会有麻烦，而于新永以自己早已被当局怀恨的草根维权人士身份倡议废除信访制度、撤销国家信访局，却一定会惹来麻烦。在当局眼里，一介草民，竟敢公开要求废除中共的一个自恃体现其政治优越性的制度，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
当然，在中共自己宪法、法律的明面上，于新永的倡议是完全合法的，并且于建嵘教授这样大名顶顶的体制内学者都认定信访制度有名无实、应予废除，当局难以直接仅因于新永的这个倡议而对他下手。然而，别看中共的公安干正事、人事时笨拙不堪，可为非作歹、干起坏事来却有的是阴招、损招和毒招。终于，济南的中共公安等来了于新永送上门来、到衙门帮他人维权的机会，借机构陷，拔掉了这颗眼中钉。
同样的姓于，同样的主张和倡议，一个是著名学者，一个是草根小民，一个体制内，一个体制外，结果就是如此的不同！
信访制度不是解决数千万访民权利诉求的制度，中共也压根从没打算用信访解决访民的权利诉求。中共自己的国家信访局局长就曾公开坦言：至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信访问题都是合法、有理并应当解决的，都是地方政府制造的。然而，中共就是不解决问题，而是只解决于新永这样要求解决问题的人。所有的信访问题无不是中共自己制造的，中共本身就是问题，中共本身才是问题的根源！
信访，仅仅是、不过是中共蓄意为草根大众、为无数访民布下的一个蚂蚁死亡漩涡，中共就是要让数千万底层访民如蝼蚁般地在长年、十年、数十年无休无止、漫漫无期的上访死循环中耗尽心力、精力、身体。所幸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访民和维权人士，尽管仍是极少部分，开始认识到中共信访制度的阴毒本质，于新永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先知先觉者。
识破中共信访制度的阴险本质，并公开倡议废除它；废除它，就是废除中共实行愚民统治的一大利器，就是动摇中共愚民统治、谎言统治的根基。
民生观察 2022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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