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的愤怒与抗争必然改变中国

11月26日夜，为悼念1124乌鲁木齐大火死难者，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武汉等全国各地约51所高校，青年大学生们爆发了反对疫情防控的抗议事件。最震撼人心的事件发生在上海，成千上万青年聚集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上，高喊“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是1989年后33年来，首次在中国大陆的集体抗议事件里呐喊出直接改变政权的最勇敢政治诉求。

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后，由于中国坚持实行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成为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政治招牌，导致三年来中国的经济和民生受到严重冲击，各种极端的、非人道的、难以想象的荒谬防疫措施导致次生灾难层出不穷，民众苦不堪言，怨声载道，绝望和渴望改变的情绪已经成为民间很大一部分原本对政治不敏感的民众的普遍情绪。

对中国的青年人来说，疫情这三年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生态和心态。中国的年轻世代本来就处于深重的社会现实压力下，前几年的热门字眼“躺平”或“内卷”反映了他们在阶层固化年代的无力感，在当下内卷这个大环境下，年轻人干脆选择用躺平的方式去反抗现在的生活困境。而现在，中国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给青年带来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动辄被困家中或者学校，这种权力强制的与社会隔离经历，以及疫情控制政策带来的经济和就业情况持续低迷受冲击最大的就是青年人群体，这使他们对生活和现实既感到担忧，更感到愤怒。

持续三年的清零政策让中国青年人疲惫不堪，越来越多人感到自己的青春被越来越专制的政权给偷走了，被僵化无情的政治机器裹挟，没有经济收入，没有休闲活动，甚至没有了日常生活。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这三年的大学生活完全是一场噩梦，没有任何的青春快乐，只有没完没了的核酸检测，没日没夜的封校，无穷无尽的接触不到老师同学的网课，疲倦感、沮丧感已经转化成了愤怒，以至于他们有了清醒的政治认知，感受到了在极权政体下没有自由的代价。

对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来说，青年人的愤怒永远是最先于社会的。他们对社会不公的感受是最敏感的，是最有行动力践行改变的愿望的。对成年人来说，有家有室有老有小，难免瞻前顾后，对青年人来说，无牵无挂无私无惧，有青春有热血有行动能力，所以他们从来是社会运动的第一推动力，第一主力军。从躺平走向愤怒，从愤怒走向抗争，成为青年的路径选择。

我们在此前就指出，“对习近平、中共更不利的是，习家王朝的建立，使所有的社会矛盾，都聚焦到习近平个人身上，也就是说，执政出现问题，习近平要承受一切，成为所有社会问题的出气口，对体制的愤怒会聚集到习近平个人身上，对习近平的愤怒也同样不可避免地投射到中共身上，两者以后在每一次的国家与社会的冲突、撕裂中都成为所有社会愤怒的发泄口，呈现1+1大于2的加值效应，为未来的民主运动在社会动员上创造了条件。”

目前的社会情绪，特别是青年的社会情绪就是如是。在乌鲁木齐1124火灾后，感同身受的共情感使同在清零政策下瑟瑟发抖的民众无比的愤怒，而习近平对清零过度导致的十名民众死亡事件不闻不问却在次日对所罗门群岛发生地震致电慰问，这一切遭到中国民众发自内心的质疑：所罗门配，中国人民不配吗？

对过去十年习近平执政炮制的中国梦，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所有跟习近平相关的联想、理想都在荒谬残酷的清零政策下破产走向幻灭。对清零政策的愤怒必然聚集到对习近平的愤怒，对习近平的愤怒同样投射到选择习近平连任为独裁领袖的中共。所以在上海的抗议里青年一起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时代最强音。

政治改变需要的是集体行动，集体行动离不开社会情绪的强烈改变愿意，目前青年的愤怒与抗争在社会渴望改变的时刻率先表达了出来。而对社会来说，来自于青年的抗争是极具传染效应，青年的挣扎与勇敢切中社会脉动的共振，从而激扬起整个社会的参与。

青年的愤怒与抗争必然改变中国，一切刚刚开始。

民生观察 2022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