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飞雄先生，要去美国照看他那病重的妻子。
结果，在机场，被拦截了，再然后，便沓无音信了。大概率是被中共的有关部门给关押到某个秘密的地方了。
和朋友给通电话时，朋友谈到了中共的这一不人道的行为。除了郭飞雄之外，一个多月前，公益机构“长沙富能”被抓捕的三个人中，吴葛健雄的家庭遭遇了重大变故：他母亲突发重病、继而病故。然而当局罔顾其父的再三申请，拒绝吴葛健雄回乡见母最后一面。
“人道？”我在电话里问，“什么时候听说过中共也讲人道？”
朋友说：“不是还有‘革命的人道主义’吗？不是还有‘社会主义人道’吗？”
是了，中共确实也谈过人道，谈过人道主义。但他们的人道，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他们认为，人们一般所说的人道，是抽象的人道，是认为用之四海皆标准的“普适的、资产阶级的”人道。而共产党人只认为，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这种“普适的”“抽象的”人道主义。
共产党认为，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存在，离开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就不存在所谓的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和《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两次在批评蒲鲁东的时候，都驳斥过所谓“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和公民；两者都是人”的说法。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也从来不是从资本家和工人“两者都是人”的角度来讨论问题。（该段内容引自中共理论家胡乔木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下面我用通俗的语言来作一个解释。
在中共看来，人只是一定社会关系中才具体地存在，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资本家和工人”、“奴隶和公民”不可能“两者都是人”。同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和敌人”也不可能两者同时都是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对共产党有帮助的“人民”才能算得上是“人”，而“人民”之外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都不能算是“人”，而是要在“人”之前加上一个字，即是“敌人”。
那么，什么是人民呢？什么是敌人呢？
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标准是不相同的。今天的“朋友”甚至“同志”，随着革命的“需要”，明天可能就是“敌人”了。同样，昨天的“敌人”，由于革命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可能成为“朋友”，即人民的一部份。
所以，在中共的眼里，从来就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人民”和“敌人”，只要根据革命的需要昨日的“人民”或以认定为“敌人”，昔日的“敌人”，也可以认定为人民的一部份，即“朋友”。
除了对外部“敌人”不用讲“人道”，就是在自己内部，与当权者意见不一致的人也是一样。
据徐向前的回忆录说：当年中共在苏区“肃反”，杀人实在杀不过来了，就用机枪扫射。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杀人，达到高潮，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000人。其中，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900人，马上就杀掉2500人。
1983年，江西有23万8千多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
中共建政后，进行了一系列的镇反、三反五反、反右之后，外部不同意见基本消灭得差不多了，然后开始内部的斗争：从庐山会议斗争彭德怀、到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只要与当权者毛泽东意见不同的人，即便只是一时“站错队”，均被无情的打倒，遭受非人道的折磨。文革之后，依然如此，从1989年的“六四”屠杀，到本世纪初对法轮功人士的残酷的血腥镇压；从新疆到西藏，再到最近的香港，他们何曾对不服从自己的人讲过什么“人道”？而中共纪检、监察部门对“党政干部”的“双规”、“留置”也频频闹出酷刑和人命，也早不是新闻。其实这些同样都因为，在中共的那里，凡外部不服从者、内部“站错队”者，就根本不能算是“人”，既然不能算是“人”，也就无所谓“人道”可言。
郭飞雄一直以来，都是以“异见人士”而存在。而吴葛健雄和长沙富能，也是“噪音制造者”。这些人，当然就是不迷信中共那一套独裁理论，不盲目服从中共集权统治的，这些人，在中共的眼里，根本就不能算是“人”。怎么可能与郭飞雄、吴葛健雄这样的人谈“人道”？
所以，别听中共谈“人道”。在中共的眼里，暂时听从他们的人，暂时算是“人”；不需要或者不听从的时候，则不能算是“人”。而对那些反对他们或者有不同意见的人，则坚决不能算是人了。既然连人都不算，有什么权力要求“人道”？
卞逾明
2021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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