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改革开放年代的终结
2018年3月的“两会”，中共以修宪名义不但正式取消了防止个人崇拜重现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更复辟了文革时期的1975年宪法，堂而皇之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载入宪法正文，公然把“主权在党”取代了以往“主权在民”的遮羞布。如果说结束任期制使未来中国的政治前途更具高风险的不确定性，那么把中共的领导地位写入宪法正文则是未来中国民间社会将面临更残酷更血腥打压的信号。
个人崇拜重现使中共体制完全沦丧为人身依附关系为主要特征的奴化利益集团，复辟中共领导入宪用法律来强制要求国民必须拥护中共，使民众权利、民间反对消失，中共专政统治更有底气严厉地监控社会、侵犯人权。这种斯大林式的强调效忠、上面对下面完全控制和服从的法西斯体制，正式标志着1979年以降邓小平改革开放年代的终结。
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基本因素是中共部分放弃了对社会和经济的控制，承认市场的作用，使社会获得了有限度的政治松绑，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出现多元化，新兴社会阶层的产生，民主、自由、宪政等启蒙话语的传播，使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提高，随之公民权利运动得以兴起。公民权利运动的经济权利诉求和政治权利诉求都对官方的列宁主义政党一元化体制造成了冲击，这对中共力图千秋万代一党专政的意图是挑战性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上台后，以提高政治控制持续严厉压制社会为解决政权安全问题的办法。在此思路下，终结改革开放，精细严密控制社会，监控人民，侵犯人权的新型法西斯极权体制得以正式确立。
2018年度，以更无形丶但更无孔不入的人工智能和广泛的监视系统为主要手段，巨细靡遗、无远弗届地全面控制社会监控国民的“云极权”在中国迅速建立和发展，中共的社会控制能力和技术前所未有地冷酷无情监控国民，侵犯人权，远远超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的国家。
中共社会控制的其核心价值是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地位，目的是对可能挑战政权的社会抗争事件、人物达到预防或是先发制人的效果，“将一切不稳定消灭在萌芽状态”，维持政权稳定。中共的社会控制手段包括意识形态控制与国家暴力对社会行为控制两类。
二、意识形态社会控制：让人窒息的恐怖时代
1.严控新闻传媒
习近平上台后，公共言论空间的审查日益严苛，从政治思想到社会生活，中国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均被严控。新闻传媒一直被中共所垄断，没有任何新闻自由可言，只能作为党的“喉舌”而存在，成为党的声音，党的工具。习近平在视察《人民日报》、新华社及中央电视台三大官媒总部时，要求记者对党要绝对效忠，“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均要紧跟党的领导。在“用党的意志和主张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严苛管制媒体环境下，以禁令系统、把关体系层层设防，媒体的言论空间被禁锢，新闻传媒无论是舆论影响力还是经济收益都大幅度下滑，中国新闻传媒业弥漫浓重的严冬气氛和悲观情绪。
9月10号，香港的端媒体发布深度报道《全面审查时代：中国媒体人正在经历什么？》，用9位媒体人的口述，展现了在全面审查时代，媒体人所经历的越来越不自由的从业状态。报道指出，从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开始，中国新闻媒体事业面临一个越来越苛刻的审查，从网络规范到立法，从娱乐到时政，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中国媒体人无一例外经历了一个越来越不自由的从业环境。端采访了20多位新闻传媒从业人员，从“从禁令到法律，不断进化的审查”、“内容审查：从时政到娱乐，一套全方位的审查体制”、“把新媒体全面管起来”三个方面，讲述了习近平时代的新闻传媒被严厉控制景像。
（全文见端媒体：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910-mainland-censorship-journalist-in-china/
）
中共政权对媒体的控制一步步收紧。先是敏感政治议题全面封杀，随后探讨社会热点问题的报道被限制，接着娱乐八卦新闻也被套上种种紧箍咒，最后扩展到财经领域这一原本相对宽松的“灰色地带”。
9月11日，网易发出公告称，由于“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即日起停止财经频道的更新。
9月26日，中共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称，凤凰网部分频道、“凤凰新闻”客户端及WAP网站存在“传播违法不良信息、歪曲篡改新闻标题原意、违规转载新闻信息等问题”，责令全面整改。
9月28日，中宣部向新闻传媒下发指令，提出6个需要“管控”的经济选题，分别是：经济数据不及预期，经济面临较为明显的下行压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成隐患；中美经贸摩擦影响逐渐显现；国内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滞胀预期升温；借社会热点事件渲染民众生活艰难。
2.强化控制互联网信息流通
中国是世界各国在控制互联网信息流通方面投入最多的国家。研究显示，在全球所有国家，中国的网络控制政策是最严的，中国的互联网自由度甚至比伊朗和叙利亚这些国家还低。
4月20日至21日，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身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的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强调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以确保稳定。习近平的发言凸显出中国当局对互联网内容的态度更加硬化，众所周知党国所谓的“稳定”意思是中共政权的稳固，中共对中国社会的控制稳固。
在习近平治下，中国当局对互联网的控制与日俱增。习近平强调强化控制互联网信息当月，中国政府开始进行更严厉的整治网络自媒体行动。
4月9日，暂停今日头条、凤凰新闻、网易新闻和天天快报四个新闻资讯类自媒体移动应用程序的下载服务；
4月10日，中国广电总局以“导向不正、格调低俗”，为名，永久查封有两亿多注册用户，日活跃用户超过2000万的娱乐性平台“内涵段子”客户端及公众号；
4月11日，新浪微博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清理行动，内容包括色情、暴力和同性恋题材的漫画和短视频，打击“传播涉及未成年人的低俗及其他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
7月国家版权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展开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2018”专项行动，将网络转载版权作为整治重点；
9月29日，国家版权局约谈百度、新浪、腾讯及微信等13个网络平台，要求提高版权保护意识，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实际是以保护版权为名，加强对网络的管控及审查；
11月1日，公安部施行《公安机关互联网安全监督检查规定》，加强了中国当局获取公司信息技术及专有信息的审查权；
11月15日，中国互联网最高审查机构网信办发布了《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安全评估规定》，进一步加强网络舆论监管。所谓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包括“开办论坛、博客、聊天室、通讯群组、公众账号、短视频、网络直播、信息分享、小程序等信息服务或者附设相应功能”，基本上包含了目前流行的网站和服务；
中共越来越不满足于仅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审查国民言论，现已把其审查范围扩展到海外，向谷歌（Google）、苹果(Apple)、脸书（Facebook）等外国网络公司施压，要求撤下某些中共不愿意让中国民众看到的内容。脸书为了能够在中国立足，甚至悄悄开发了一款没被启用的审查工具，还在中国发布了一款不带自己公司名字的应用。苹果公司则直接把针对中国客户的云端数据存储业务转移给受中共管控的中国公司运营，把可以避开中共互联网防火墙的翻墙软件从其中国应用商店下架。
9月开始，当局加强对推特（Twitter）中国用户的管控，掀起“推特强拆”风暴，至少上千使用推特的大陆网民被有关部门约谈，被要求删除涉及政治、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问题、社会公共事件的敏感推文，或要求注销推号，甚至有人因发送推文而遭到拘留、逮捕。
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8年、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的人权活动家吴淦其推特账号中3万多条涉及公民行动和政治批评的推文悉数被清空。
厦门网友潘细细因拒绝配合删帖删号，被厦门警方拘留15天，其推号遭删除；重庆的刘继春遭抓捕；另一位来自安徽的网友吴怀云被以“在推特上发表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拘留10日；消失多日的推友“陈年老酒“（许乐群）公开他11月7日被深圳公安传讯的记录，记录显示警察围绕和新疆有关的推文，要求其注销推特，不久后警方称监测到他还没有注销推号，许乐群仍在上级下发的通报名单中。该消息证实当局握有“推特黑名单”。
知名段子手、独立时评人士王亚军因发送推特被拘留10日。10月31日，王亚军在推特发出了一条推文：“别了，推特！”并附上一张“解除拘留证明书”，他刚刚被以“寻衅滋事”拘留了10天。
《改变中国》发表了野渡、王译等42名异见人士、知识分子和记者的证词，他们被警方传唤并删除他们的推文，甚至删除他们的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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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为数十位网友公开遭国保警察约谈的推文 |
中共吸取了“六四”事件的教训，对高校的意识形态是其社会控制的重心，意图防止大学成为“西方的政治观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传播地。
11月，广西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全面清查在校师生手机、电脑、移动硬盘等内容。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向全校师生通告，称近期境内外敌对势力通过网络、手机等途径，传播违禁、违法影像视频，为抵制和打击涉暴、涉恐、反动、淫秽等有害思想的传播，全校从11月7到23日必须对全体师生的手机、电脑、移动硬盘、U盘等存储介质进行全面清查，做到全覆盖，不遗漏一人。
该通知文件立即引起社会哗然，对公民物品进行检查，需因法定事宜并由执法人员实施，否则即为非法，校方此举完全严重侵犯个人隐私，侵害师生权益。校方辩称检查行动是“上面有要求”。事实上官方如此行动只不过是加强对大学生思想钳控的一部分。
无独有偶，同样在11月，重庆和福建先后公布了将在2019年高考中对考生恢复文革的政治审查，政审不合格者不能参加。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道德品质恶劣，违法犯罪，这些行为都可以被列为“政审不合格”。福建教育考试院11月9日直接发布公告，明令“反对宪法言行者不得参加高考”。消息在网络舆论中引起轩然大波，被解读为中国全面向左转，引发文革已卷土重来的忧虑。因为文革的惨痛教训，中共前任领导人邓小平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废除了高考政审制度，现在高考政审的重新恢复，显示了习近平政权对社会实行政治审查和社会控制的严厉高压政策。
6月，中国福建省厦门大学71岁的国贸/世界经济学教授尤盛东，因为坚持在课堂上讲真话，却被学生认为是“言论偏激”“不当政治言论”，向校方举报，尤盛东遭到厦门大学解聘。厦门大学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实施了严控“教学事故”措施，禁止教职员发表被认为是违反宪法或党的政策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言论。
8月15日，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绍政遭校方开除。贵州大学校长办公室发出的文件称杨绍政经常在课堂上讲与课程无关内容，长期在网络上发表和传播政治性错误言论，编撰大量政治性有害文稿，在学校和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虽然校方多次与他谈话，但他不思悔改。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院长赵思运教授，因在开学迎新致辞《道义担当不能成为稀缺精神》中，谈论公民和公共知识份子的社会责任，10月12日被学院党委发文，处以党内严重警告。
此外，山东工商学院政治系主任李默海、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传青等都因课堂或网上言论遭到不同的开除、停课、解聘、开除党籍等处罚。越来越多的事件表明，中共在高校急剧收紧意识形态控制，监控课堂言论和校园文化，进一步扼杀大学原本所剩不多的言论和思想自由。
4.对宗教信仰全方位打压
2月1日起，中国实施新的《宗教事务条例》。在2005版的条例，赋予宗教事务部门“管理宗教事务”的权限，虽然是非法的自我授权，但仍有一个明确的范围限制，即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根据2005年版条例，宗教局也无权管理一切宗教事务。而在新条例中，对公民宪法权利进行限制的“重大而迫切的公共利益”的借口被突破。新条例试图赤裸裸地建立一个由“各级人民政府”主导的庞大而普遍的宗教控制体系，并且增加了一系列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新的控制目标，如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和在宗教上遏制极端等。这不是一部保护宗教自由的行政立法，而是一部反宗教自由的行政立法，为镇压不受中共控制的家庭教会以及加强宗教管控铺平了道路。
三月，国家宗教事务局管理宗教事务的职责移交给中共统战部，显示中共把宗教变成了意识形态斗争，将宗教信仰者放在“党”的对立面。与宗教事务局不同，统战部更深入社会，直至当地城镇和村庄层面，显示中共对宗教群体将实行比以前更大的管控和打压。
从3月30日开始，基督教经典《圣经》和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在中国的网上书店被下架。京东不但将《圣经》下架，而且也将书名中含有“圣经”二字的其他书下架，如《音乐圣经》、《圣经的故事》、《怀孕圣经》《鸟类圣经》等等。
在西藏，西藏人被禁止供奉或佩带他们爱戴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画像。在穆斯林聚聚的新疆，中共当局强迫穆斯林在斋月期间违反教规在白天进食进水。
8月下旬，中共出台的新党内纪律条例要求严格处理影响国家团结的宗教活动。根据规定，政府部门或主要企业的党委书记还被要求，须“加强对宗教成员的思想教育”。
自新《宗教事务条例》正式实施号，中共加大了对宗教信仰的逼迫、镇压力度，各地不断爆出教堂被查封、拆毁、神职人员被捕等事件，其中河南省遭受当局打击较为严重。4月1日早上7点，河南省郑州市回郭镇公安分局出动一辆警车，到当地南罗村11队的天主教堂门口，六名穿制服的警察突袭该教堂抓捕教堂的神父。因听到消息，该教堂的神父和修女等人提前离开。抓捕未遂后，于当日上午9点又派几十名警察冲进该教堂，搜出6、7大捆宗教书籍分别装到5、6辆警车上强行掳走。4月2日至3日警察连续来教堂搜捕该堂神父，无果后，在教堂的外墙上贴上一条很长的横幅，上面写着“积极举报假冒宗教的教职人员”的字样，煽动群众举报。期间，一些虔诚的宗教信徒仍在坚持聚会，被警方轰出教堂，并警告信徒：“以后都不许再来这聚会，也不许外地的人住在这里。”随即教堂被警察断电、查封上锁。除了郑州教区，其他受打压的教区还包括安阳、濮阳、新乡、洛阳等。4月17日，安阳教区辛村教堂受到村、乡、公安搜查，圣物被带走，十字架遭强拆；4月18日，政府要求新乡教区的北西尚教堂拆十字架，将教堂中的儿童圣经和书籍收走，并要接管教堂的财务；4月24日早上，驻马店市上蔡县党店镇的干部，派人查封教区内的格大张天主堂。到4月25日，河南省十个教区中，已有8个遭到官方严厉打击。
在全方位打压风暴下，即使是官方认可的三自教会也难逃一劫。8月，河南省永城市公安局、统战部、宗教局、司法局四个政府部门召集全市各个教堂的负责人开会。四个政府部门宣布根据中共当局最新政策，永城市全市180座三自教堂之中，要强制关闭100多座。该项查封行动实施后，永城市三天之内就有21座教堂被强行查封。8月13日，永城市陈集镇三自教堂被当地政府强行查封。教堂内桌椅等设施全被拆毁，教堂墙壁上十字架也被水泥涂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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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中国河南警方与当局2018年9月5日凌晨突袭一所基督教教会造成破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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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兰溪一聚会点被当局查抄 |
2018年12月9日主日傍晚开始，成都市公安局部署大量警察，“秋雨教会”遭受警方地毯式的清洗行动，包括教会创办人王怡牧师夫妇在内的逾百人遭拘传。当局宣布正式取缔该教会、教会学堂和神学院。秋雨教案共有23名基督徒被刑事拘留或强迫失踪，十余名基督徒被行政拘留，多名基督徒的居所遭到查抄，100余名基督徒被带走调查，700余名基督徒受到威胁骚扰，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神学院、人文学院及教堂等场所被查封，教会的书籍等财产被抄没。目前仍有14人遭刑拘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羁押，另有1人被强迫失踪，5人仍被行政拘留。其中王怡牧师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处于秘密关押状态，王怡牧师妻子蒋蓉同样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抓捕翌日即被强制措施“监视居住”，李英强、苏炳森、李子虎等长老与同工及教友则被控以“寻衅滋事”及“非法经营”等罪名刑事拘留，期间有人被取保候审，但到目前为止“秋雨教案”仍被羁押的15人无一被获准会见律师。
“秋雨之福”教会是2005年由王怡与太太蒋蓉开办的基督徒家庭聚会，2008年“秋雨之福”教会正式成立，到2017年，“秋雨之福”教会已经发展出两间独立堂会，信徒超过500人，由于积极关注社会和参与维权，使“秋雨之福”教会的影响力辐射国内外，是当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家庭教会，成为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也是其受到当局迫害的重要原因。
根据不完全统计，自2月份新宗教事务条例实施后，每月有数十乃至上百家教堂遭当局责令整顿，甚至查封，显示了中共对宗教信仰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的敌意。
三．社会行为控制：监控全体国民的专制统治
1.社会信用体系：让国民臣服
根据官方公布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20年将全面建成强制性的社会信用体系，
对每个公民实行个人行为审查，每一位公民在工作单位、公共场所和个人财务方面的表现都将会被强制评分和排名，评分将根据公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来计算，公民的个人信用得分被与工作、住房、融资等挂钩，包括在网络上发布反政府言论以及罢工丶抗议丶上访丶反抗逼迁等都和信用没有任何关系的行为都被当局视为失信行为，所以公民的政治立场表态影响到了就业、求学和出境等社会活动，从而量化全体中国公民的政治倾向。
截至到2018年底，全国已有至少22个省市自治区出台了《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将加强包括政治表达、金融服务、电子商务等领域的个人诚信记录建设。如上海当局从近100个政府部门收集3000条信息来计算个人的信用度。被政府认定为守信的人可以更快捷地获得银行贷款丶入住宾馆时不需要付押金丶可以走快速通道通过机场安检丶入学和就医时享有优先权；而失信的人在就业丶出行丶贷款等各个方面都会受到限制。社会信用体系涉及到公民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其实成为前所未有的庞大监控公民的专制统治工具。
社会信用系统使当局对社会的控制被空前强化，发表公共言论、维权、上访等行为都面临信用积分被扣的风险，社会抗争者面临“寸步难行”的处境。随着当局控制社会力度的空前增强，民众被臣服被压迫的程度也将越大。
2.天网工程：监控十四亿人
中国已完成世界上最庞大的视频监控网工程“中国天网”。所谓天网工程，其专业术语称为“公安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利用GIS地图、图像采集、传输、控制、显示等设备和控制软件组成，对固定区域进行实时监控和信息记录的视频监控系统。
2015年，中国公安部等部门以公共安全为由，开始建立“全局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全国性视频监控网络。目前中国全境已安装约1亿7600万监控器，预计在2020年将扩增至6亿2600万个监控器。按照中国的人口数据来计算，几乎是每两个人就被一个监控器监控。官方宣称天网工程目的是为了打击犯罪改善社会治安，但实质上已成为当局的维稳工具，让官方随时辨识13亿公民，以保持政权稳定，对中国民众进行监控和打压。
天网工程的第一步是部署摄像头，这些节点被分为一类监控点和二类监控点。一类点主要覆盖道路、广场、地铁公交等人流密集区域，二类点多为医院、学校、公园等重要公共空间。
以广州市为例，2013年发布的一份广州市视频系统建设规划中，要求全市一类点达到5.8万个，二类点达到17.3万个。到目前广州已完成建设摄像头近60万个，组建1300多人的专职视频监控员队伍，实现主要道路、重点部位、重点区域、重点场所等公共区域全覆盖。
2005-2015年，中国视频监控市场翻了14倍。“天网工程”背后存在的协助监控国民的“两大功臣”是海康威视与华为。位于杭州的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设备制造商，2001年在中国公安部扶植下成立，其存在的目的是专为公安部提供监控设备，政府更持有海康威视42%的股份，公安背景让其在安防行业如鱼得水，2016年，海康威视实现了近320亿营收。
目前人脸识别和智能分析成为视频监控的标配。而华为为“天网”提供相关软件和芯片，据4月底网络流出的一份“华为内部机密文件”中写到，华为和金盾工程、天网系统“有着密切合作，甚至助纣为虐，监控人民。”海康威视的新技术甚至可在监控视频中识别少数民族，该公司近期公布的一段宣传视频显示，该公司的分析系统中有“少数民族”这一识别项目。海康威视作为目前已知的唯一一家能够提供族裔分析功能实现监控的供应商，在新疆有着巨额的政府订单。
3.雪亮工程：视频监控入户到人
当局不但对城市中的居民布下监控“天网”，对乡村居民也没放过，在乡镇、农村推广所谓的“雪亮工程”。1月2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即所谓的2018年中共一号文件里，明确提出推进农村“雪亮工程”建设。
所谓的“雪亮工程”，是以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为指挥平台、以综治信息化为支撑、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以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为重点的“群众性治安防控工程”。“雪亮工程”是天网工程的延展，被中共冠以“平安乡村”的名义，在农村搞实时视屏监控，将监控摄像头的信号接到每家的电视机或手机上，让每户居民都参与监控。
“雪亮工程”2016年在山东与四川部分城市开始试点，2017年在全国29个省市展开，2018年进入建设高峰。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2018年6月在“雪亮工程”建设工作会上称，雪亮工程2020年要基本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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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2018雪亮工程监控中标项目，获得了官方大量预算资金的支持 |
“雪亮工程”建立了县级指挥中心——街道指挥中心——派出所平台——村级工作站——农户终端五级平台的响应机制。一个街道一般安装200万像素高清摄像头76个，实现重要路口24小时360度全景监控，实现一键报警、信息值守、禁区抓拍等9大功能。一个村大概共装有高清视频监控摄像头19个，配置有手动报警器、村村响和应急大广播等。
只要是当地获得官方审核为“网格员”，即在中共网格维稳体系里负责采集讯息监控公民的维稳人员，还有村书记等政府官员，皆可登入雪亮工程App，从手机上查看村里每一个监视器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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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企业美电贝尔的雪亮工程App |
四、2018年的中国社会控制之恶
中共日益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把中国打造成为一个密不透风的囚笼，以对中国社会更加严厉的控制来维持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稳定。
在这个囚笼里，抗争者、人权捍卫者、异议人士乃至普通国民的权利被侵犯，尊严被践踏，生命被漠视。民生观察工作室自2012年起每月发布《中国维稳与人权动态》，专业性地纪录和关注中国当局社会控制造成的人权灾难。在2018年全年，根据民生观察工作室不完全统计，综合全年共1666个社会控制案例，其中至少有10567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相比2017年不完全统计的数字7996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明显大幅度上升，显示了在中共的高科技社会监控系统下，其精细严密控制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高效频繁地侵犯人权，由此造成人权灾难案例大幅上升。
【一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13个社会控制案例，其中至少有436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各种非法拘禁的情况
上海维权人士孙洪琴被拘留等21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陕西范宝琳在云南旅游时失联等16个案例。
3、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的情况
西安马晓明家中电话遭严重干扰破坏等34个案例。。
详情见：https://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8/0315/17176.html
【二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11个社会控制案例，其中至少有318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各种非法拘禁的情况
武汉市民丁文婷因微博言论被拘留等25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中国人权律师李柏光博士离奇死亡等10个案例。
3、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的情况
浙江杭州民主人士黄伟东被国保约谈等37个案例。
详情见：https://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8/0327/17248.html
【三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93个社会控制案例，其中至少有598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各种非法拘禁的情况
吉林维权人士郭宏英被刑事拘留等21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浙江台州维权人士牟怀阳在京失联等6个案例。
3、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的情况
福州唐兆星被不明身份人员打伤等35个案例。
详情见：https://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8/0423/17379.html
【四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70个社会控制案例，其中至少有1296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各种非法拘禁的情况
湖南攸县尘肺病患者因维权被拘留等52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陕西洛川王会珍被劫持失联等16个案例。
3、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的情况
江西宜春维权人士孙任秀被殴打昏迷等55个案例。
详情见：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7/0512/15829.html
【五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77个社会控制案例，其中至少有765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各种非法拘禁的情况
重庆刘刚第七次被关精神病院等42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河北助理主教崔泰被带走后下落不明等13个案例。
3、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的情况
北京维权人士李美青被限制自由等68个案例。
详情见：https://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8/0709/17694.html
【六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43个维稳案例，其中至少有912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各种非法拘禁的情况
江苏兴化媒体人徐祥被警察抓走等31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河北访民孔作菊被暴力截访致死等12个案例。
3、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的情况
福建厦门大学教授尤盛东被解聘等51个案例。
详情见：https://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8/0718/17766.html
【七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36个社会控制案例，其中至少有1289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各种非法拘禁的情况
湖南时事评论家陈杰人被带走刑拘等33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维族学生古丽给娜·塔什麦麦提回国后失踪等8个案例。
3、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的情况
湖北襄樊访民王艳从北京被截访等56个案例。
详情见：https://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8/1016/18048.html
【八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27个维稳案例，其中至少有569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各种非法拘禁的情况
深圳林生亮被派出所警察抓走等25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陕西访民刘顺荣被带到派出所后死亡等12个案例。
3、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的情况
湖北潜江独立参选人彭峰遭警方传唤等55个案例。
详情见：https://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8/1023/18070.html
【九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37个维稳案例，其中至少有1064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各种非法拘禁的情况
雅安谭孝华夫妇因进京上访被关黑监狱等36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河南失地农民贺立顺在看守所内死亡等8个案例。
3、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的情况
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政被停发工资等38个案例。
详情见：https://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8/1103/18093.html
【十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27个维稳案例，其中至少有523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各种非法拘禁的情况
四川成都斯毅因上访被关精神病院等45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上海疫苗受害者谭华被强迫失踪至今等7个案例。
3、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的情况
黑龙江访民马志文在京被截遣返等36个案例。
详情见：https://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8/1126/18141.html
【十一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24个维稳案例，其中至少有458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各种非法拘禁的情况
广州圣经归正教会黄小宁牧师被拘留等27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中国知名摄影师卢广在新疆失踪等8个案例。
3、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的情况
北京学者贺江兵被警察约谈等53个案例。
详情见：https://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9/0105/18239.html
【十二月】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08个维稳案例，其中至少有2339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各种非法拘禁的情况
深圳信徒在河南传福音被拘等18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黄琦母亲蒲文清进京被截失踪等8个案例。
3、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的情况
广州刘正清被吊销律师证等49个案例。
详情见：https://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9/0117/18273.html
五、结语
在我们撰写本年度中国社会控制年终报告时，民生观察工作室创办人刘飞跃先生在被当局严重超期羁押2年多后，于2019年1月29日被随州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中共湖北当局对刘飞跃的重判的其中一个“罪状”就是指控其每年撰写发表《中国维稳与人权年终报告》（即本社会控制年终报告前名），造谣、诽谤党和政府“严重践踏人权”，攻击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的政治体制”。
我们对刘飞跃被当局重判深感震惊和愤怒，中共对刘飞跃实施的政治迫害，恰恰证明了他的工作的重要意义，证明了中国社会控制年终报告揭穿了中共专制统治的画皮，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是中国人民向中共独裁者发出的愤怒呐喊。
极权统治可以重判刘飞跃，可以制造铁笼控制社会，但是决然囚禁不了国民的思想。在这监视、控制国民最严厉最黑暗的年代，刘飞跃及无数的良心犯以他们的毅力、勇气显示了日益觉醒的中国公民对自由的追求，对正义的坚守，对光明的执着。
坚冰一定会被打破，牢笼必然会被冲开。我们相信，一个免除恐惧的自由中国终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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