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时代的抗争
传统的社会运动一般而言都是领袖-追随者模式,通过组织、动员和决策,建立联盟、协调资源、提出诉求、规划行动。从组织者到参与者的自上而下模式,是传统社会运动的特点。但中国的现行体制对一切有组织反对一直是零容忍打压,集权政府最愿意看到的是一盘散沙的社会。当公民运动的领袖被构罪时,由于缺乏运动网络和引导社会运动的核心,运动就陷入低潮之中,抗争总体上停留在弱组织状态。
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改变了传统社会运动的模式,以互联网和手机网络使用的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成为社会运动最主要的讯息传播和号召工具,被视为“虚拟革命”之开端。旧有的反抗极权的历史经验模式被彻底颠覆,它不需要领袖、不需要领导核心,不需要组织和政党,鼠标和键盘就是战斗的武器,只需要在网络虚拟世界点火、传播、串连,集结民众走上街头,在街道,在广场,发出沉默太久的声音。
人类历史每一个传播手段的变革,都会改变一个时代的文明。印刷术使西方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而互联网时代是一切极权的天然克星,它使全民参与政治成为可能,每个人都是信息与语话发布的中心,极权的语话与信息垄断被彻底打破。而作为web2.0版的社交媒体时代打破了极权体制对人际交往的隔离和孤立的社会控制,扩大了交流的空间,减少了交流的成本,塑造了公民的认知框架和政治身份认同,形成了社会组织和动员的平台。
Facebook、Twitter、whatsapp、viber、kik、line、微博、微信、易信等社交网络媒体彻底改变了中国民众的生活。微博、Twitter等打破了官方对信息的垄断形成自媒体,而whatsapp、微信等成为自由结社的雏形,活跃在上面的各种讨论组成千上万,形成了事实上的网络虚拟结社。这种虚拟结社在中国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出现,是被体制严防死堵的,而社交媒体使“没有组织的组织”成为可能,打破了高压政治下有限的动员网络,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社交媒体上网络虚拟结社的雏形呈现出在威权国家下中国社会抗争成长的独特路径,以其无组织无中心策略,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体制打压的风险,成为社会抗争得以组织和动员的重要平台。
社交媒体的去组织化去中心化事实上造就了象南方街头行动者这样的崭新的公民运动阶层。每个人在互联网的节点上都是平等的,拥有自己的话语权,没有谁是真正的领导者,消解了传统运动领袖的权威;每个人的节点都是开放性的,所以人人都是组织者。于是个人化行动框架替代了集体性行动框架,成为运动的表现特征,而基于信念上的身份认同成为社交媒体运动的主要凝聚力。
南方街头运动的特点是无组织、无领袖、无纲领,行动者是基于信念认同的自愿合作行动,充分体现了社交媒体时代的特色。无组织,消除了参与者的政治风险担心;无领袖,意味着这是无层级制的平等,也避免了传统运动一旦领导人被捕则运动一蹶不振的状况;无纲领,有助于扩大运动对更多的群体的吸引力。南方街头行动者以个体的行动去表达社会议题以此为个人行动赋予公共性,然后通过社交网络媒体来构筑出可以作为公约数的公共符号,吸引潜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南方街头运动的抗争,是对旧有的反抗极权经验的颠覆,对社交网络媒体运动经验的运用,
这是一种全新形式的抵抗博弈,不同于在大陆出现过的任何公民运动。无组织、无领袖、无纲领将使其持续时间更长久,而不是因打压只是昙花一现。这种长时间的公民运动,在坚持过程中将会形成松散联盟,并且将越来越成熟。
现行体制缺乏成熟民主政治形态下的博弈与妥协,这种“僵滞”型政体有限的谈判能力使得其民主转型通常是一个危险的进程。促成社会转型的破局,只能靠各种公民运动持续壮大,持续抗争,才可能有比较根本性的发展和变化。南方街头运动无疑提供了社交网络媒体时代公民运动抗争的新思路。
只要坚持,街头抗争便具有了意义,终点远未到来,但必将到来,持之以恒的努力必将使涓涓细流汇聚成滚滚洪流,冲开未来的道路。正如图图大主教所说的:“我想一般人会认为,武力是独裁者和暴君最感到害怕的东西。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人民想要自由的决心才是对独裁者最可怕的威胁。人民一旦对此下定决心,就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他们。”
——民生观察首发
照片:2013年1月9日南方街头行动者在南方周末报社门口打出“民主中国”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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