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节刚过，我和女儿终于告别了黑暗国度，感谢上帝的恩典，感谢美国国务院、大使馆、对华援助协会傅牧师，将我和5岁的女儿带到自由、光明的国度—美国！
今年的除夕夜，万家灯火，在无数次挣扎之后，我决定带女儿离开。
于是我们踏上了这背井离乡的遥远路程。疫情出行并不容易，一关又一关，孤独、恐惧又煎熬。出了中国的那一刻，心里又难过又激动，
大哭一场。
然而，“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今天，我们终于来到美国。
今天是我的丈夫程渊和他的两个同事刘大志、吴葛健雄被任意羁押的628天。这628天的时间，长沙公益仨、我和女儿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来自中共秘密警察的威胁和迫害。
我的丈夫程渊是长沙富能NGO的公益工作者，他过去十几年时间都在从事权益倡导，弱势群体平权的工作：程渊曾为1亿的乙肝携带者争取平等就业权、平等教育权，他参与推动了乙肝反歧视劳动法的出台；
-他全力呼吁生育权回归，倡导结束计划生育，开放二胎，并为几百万失独家庭争取合法权益，推动了失独家庭救助金的立法，使每年几百亿的社会抚养费（超生罚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失独家庭因此可以每个月领取1500元的救助金；
-他亦关注7500万残障群体的平等权益，曾援助中国第一例盲人上大学的法律诉讼，推动残障群体的平等教育权；
-他关注艾滋病群体，代理艾滋病反就业歧视第一案，为他们的平等权益而奋斗；
-他关注户籍制度带来的社会化问题，倡导流动人口的孩子们的平等受教育权，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等。
程渊是中国民间社会参与的一个典型，积极建设公民社会，推动法治进步。然而，我的丈夫并没有因为他所做的公益事业，他推动的社会进步，他倡导的公民权利而被表彰，被支持。相反，在中共党内极左思潮的回归，斗争思维的回潮之下，他的机构变成了以“国家安全”之名被重点打压的对象。长沙公益仨的被抓捕，标志着中共政权对民间社会的进一步打压，权益类的NGO机构在中国的空间已经荡然无存。
然而，黑白顛倒的指控，只不过更加揭示着办案单位知法犯法、践踏人权、迫害NGO人士的作为。而长沙公益仨家属们600多天的抗争，更证实了办案单位长沙市国安局，长沙市检察院，长沙市法院办案人员完全无视法律，随意践踏法律，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卑鄙行径。
程渊和刘大志、吴葛健雄#长沙公益仨于2019年7月22日被长沙国安以颠覆国家政权之罪名抓捕。至今623天，一直被剥夺律师会见，被剥夺通讯权，被指派官派律师并将官派律师作为秘密拒绝告知家属，2020年8月底到9月初长沙公益仨被秘密审判，至今没有通知过律师和家属任何信息。
在程渊被抓之日，只因我是他的妻子，即使我过去的职业生涯中，一直在商业公司上班，从未从事过NGO领域的工作，秘密警察随即给我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逼我写保证书，审讯我20多个小时，期间以3岁女儿威胁我。随后长沙国安和深圳国安对我监视居住180天，2019年7月23日，长沙国安任意冻结我的银行账户，扣押我的身份证、护照、港澳通行证等一切证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并多次威胁我要将我抓走，如果我不闭嘴的话。
至今我仍记得2019年7月22日，拿我女儿威胁我的长沙国安办案人员，那个提着LV包包招摇过市来办案的女国安：“老实点，施明磊！你不好好交待，要不要我把你女儿带来一起审？！”，赤裸裸的威胁。我更记得2020年1月，长沙国安林圣新警官对我们的律师说：“如果不是她有个孩子，我向你保证，她1000%百分之一千，已经在看守所了！”，律师反问：“抓人家老婆干啥？她违法了吗？”，林圣新冷笑：“哼！哼哼！”。我亦不会忘记，林圣新警官多次对我、我的律师、我的家人，暗示如果我不闭嘴，我就有麻烦了，我的家人也会有麻烦，不但我家人有麻烦，连我姐姐家的女儿（一个残障孩子）也有麻烦了。
2019年7月27日，在我对外公开了我先生被抓捕的信息后，深圳国安韩警官一行5个人，在夜晚冲进我家，当着我三岁女儿的面审讯我，威胁我，辱骂我。
2019年8月13日，长沙国安林圣新警官、赵倩警官，两人从长沙到深圳威胁我，他们给我放了我老公的视频，视频中程渊眼神充满恐惧，不住求他们放过我。
2019年8月31日，我前去索要我的被任意扣押的物品，并要求解除对我银行账户的非法冻结，被长沙国安林圣新威胁，如果我不立刻回家，就要变更强制措施—逮捕我。
2019年9月29日，深圳国安韩警官两人又来到我深圳家中，审讯我，警告我违反监视居住规定，随时可以对我变更强制措施—抓我。我问韩警官我是因为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而被监视居住，那么我到底是如何颠覆的？我做了什么构成颠覆？事实和依据在哪里？韩警官答：“不要跟我谈法律，你们碰了政治，不要谈法律。”我不解，继续问他：“中国不是依法治国吗？难道我老公他们的案子不是依法审理吗？我没有违法，却对我监视居住，还冻结我银行账户，限制我人身自由，依法了吗？这个监视居住本身就是违法的！”韩警官答：“我不管它违法不违法，我只负责执行你的监视居住！我再警告你一遍，你违反监视居住规定，后果很严重！”
2019年11月，长沙市检察院邓峰、易丹两位检察官从长沙到深圳来，说要调查我控告长沙国安办案人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一事。我们在华侨城的一个茶馆见面，一见面，邓峰便对我发火，并威胁我我已经违反监视居住规定，让我回去查查刑法，他们可以随时对我变更强制措施—逮捕。我又诧异又气愤，本来我是原告，控告办案单位对我的监视居住不合法，检察院应该调查办案人员做了什么，而邓峰检察官却反复威胁我我违反监居规定，可以抓我。晚上回家路上，又收到邓峰检察官的威胁短信，我当时又恐惧又绝望。
就是这样，我和女儿渡过了600多个随时被威胁被迫害的黑暗的日日夜夜。
然而，迫害远不止于此。2019年9月，我女儿刚入学的基督教幼儿园便遭到深圳警察的骚扰，逼迫他们搬家。2020年6月，我女儿的幼儿园因多次收到威胁和打压，不堪重负，只好解散。从2020年7月至今，我们只好在家教育。
我的工作亦受到影响，秘密警察们向我的雇主们施压，出于对雇主的珍视和尊重，我选择了妥协和消声。但这并不代表我不知道长沙的秘密警察们干的龌蹉的见不得人的事，而他们的意图便是要我和女儿，乖乖地做他们的人质，闭嘴，消声，逼迫程渊认罪。为了达到这目的，他们手段用尽，要将我变成一座孤岛：
2020年9月国安跟踪审讯我的朋友，而我只不过去探望刚生了二胎的他们；2020年3月，通过我老家的政法委给我母亲施压，试图通过威胁来逼我放弃依法维权；更不可思议的是，连我的前同事亦被他们反复审讯问及与我及程渊的关系，善良如斯的同事期间被威逼利诱，不堪重负而离开仍不罢休，又被迫离职，长沙国安的黑手，伸得太长了！！！
所有这一切，都记在账上了。
长沙市国安局局长李传思、办案人员林圣新、赵倩、张磊、吴钊，张鲁浩等。
长沙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勋爵、承办人韩冰囡、检察官邓峰等。
长沙市法院院长肖新平、法官赵喆、审判长刑庭负责人黎军。
长沙市司法局局长尹小英，律管处处长何沐。
这628天，你们参与迫害长沙公益仨的每一笔，都记在账上了。你们作为司法人员，却知法犯法，任意践踏法治，今天你们的作为，我会尽我所能，让全世界珍视自由和生命的人们都知道！
最后，我要致郑建新市长：
所有该案的办案人员，司法人员：
长沙公益仨的合法权利一天得不到保证，我们家属们一天都不会放弃
维权的脚步！
长沙公益仨一天不得释放，我们家属们一天不会停止发声！
“这世上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行在黑暗里的，是见不得光，但光终究会穿透黑暗，照亮黑暗。伤人者自伤，你们今天深挖的井，明天必落入自己挖的陷阱。”
#立即释放长沙公益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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