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杭州“地产陪酒局”事件在网络发酵多日后，杭州市官方成立的调查处置组于8月18日发布通报，证实杭州滨江区副区长郁廷栋和中国央企招商局旗下招商蛇口浙江公司总经理赵海峰在酒局中实施强制猥亵。二人均已被免职并刑事拘留。此前，网络热传文章称，赵海峰、郁廷栋与厦门一家房企负责人当天在杭州一家餐厅参加饭局。一名已经下班的房企女员工被领导要求赴宴，期间被逼迫喝酒，直至多次呕吐，随后又被带往KTV，遭到赵海峰、郁廷栋猥亵和伤害。
这起事件引发了网络广泛关注。它所暴露的并不只是官员和企业高管的个人失德，也不只是地产行业所谓“酒桌文化”的恶劣一面。事件背后所牵涉的，是地方政商关系、行政权力与国有资本之间的复杂纠葛，是经济下行背景下官商利益捆绑加剧的问题，也是女性在权力型职场中如何保护自身安全、普通人能否真正拒绝权力的问题。围绕地产行业酒桌文化、女性职场安全以及权力监督缺位等话题，多个相关词条登上微博热搜，正说明公众关注的已经不只是案件本身，而是案件背后那套长期存在的权力格局。
极权政治最危险的地方，并不仅仅在于它能够处罚人，更在于它会长期制造极端的不平等感。这种不平等感并不总是以警察、监狱、审讯等专政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时候，它藏在日常生活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地方，如一个人见到领导时下意识地站起来，一个下属面对上司的要求不敢说“不”，一个企业面对官员时习惯于陪笑，一场本来属于私人性质的宴请被称为“商务活动”，一个年轻员工明明不愿意参加，却因为领导的一句话不得不出现在饭桌上。中国社会的人们甚至没意识到这些事情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因为等级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服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这大概才是极权制度最深的影响。它不仅使人害怕权力，更重要的是，它会改变人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让一部分人习惯于发号施令，让另一部分人习惯于接受命令；让一部分人觉得自己的意愿天然比别人的意愿重要，让另一部分人渐渐忘记自己原来也拥有拒绝的权利。当这种心理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以后，权力便不再只是掌权者手里的政治资源，而变成整个社会默认的相处方式。
杭州最近发生的酒局事件之所以令人愤怒，也正是因为它让这种平时不容易被看见的不平等突然暴露出来。
一个是地方官员，一个是国企房地产高管，受害者则是一名年轻的企业女员工。这样的身份关系本身，就决定了这个所谓的“酒局”并不是一个平等的人际交往空间。很多时候，社会习惯把这样的事情看成“男人喝多了以后失控”，或者干脆归结为某几个官员、企业高管道德败坏。这样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一个人的道德败坏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会在这样的场合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支配欲，更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人面对这种支配时会本能地服从。
在一个权力可以深度介入商业资源配置的社会里，一个官员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普通人而言，副区长只是一个职务；但对房地产企业而言，他却是掌握土地、规划、审批和项目推进等关键资源的大人物。中共官员的权力从不局限于办公室，也会延伸到企业、饭局、人情关系，甚至私人生活。因而，极权下的官商关系就是人情关系。理应在办公室解决的事情，一定会拿到饭桌上去解决，正常应是通过公开程序完成的关系，被“朋友”“熟人”“兄弟”这样的称呼包装起来，以宴请、敬酒和应酬来完成利益交换。
因而，饭局具有了特殊的政治意义，只不过到了饭桌上，权力披上一件名为“人情”的外衣而已。领导让你喝酒，不叫命令，叫给面子；领导让你参加饭局，不叫工作安排，叫大家一起热闹；企业陪官员吃饭，不叫利益交换，叫加强沟通。在这种语言环境里，原本明显的权力关系被隐藏起来了。
可是，权力并不会因为换了一套语言而消失，相反，它往往因为被隐藏起来而变得更加难以抵抗。一个普通员工当然可以说自己不喝酒，也可以说自己不想参加饭局。但是，当要求来自自己的直接领导，当饭局参加者又有企业的重要客户甚至政府官员时，“不”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不”。拒绝领导的要求，意味着可能影响自己的职业前途；拒绝客户，意味着可能被认为不懂得维护关系；拒绝一个掌握公共资源的人，则可能被认为不识抬举。
所以即使没有任何人拿刀架在她的脖子上，没有任何条例规定她必须喝酒，然而她仍然很难真正自由地离开。这就是中共专制权力最隐蔽的地方，它并不需要开口要求你服从，它只需要让你知道，不服从是有代价的，甚至不需要说出这个代价。下属自己知道，企业自己知道，所有人都知道。于是，权力变成一种空气，大家都在其中生活，却很少有人能够准确指出它究竟什么时候开始起作用。
杭州事件的年轻女员工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样的饭局里？因为领导让她去。她为什么不拒绝？因为拒绝一个领导从来不只是说一句“不好意思，我今天不方便”。她为什么没有早点离开？因为当时她所处的环境不允许她平等地离开。一个由中共专制塑造的社会，往往把行政权力、国企资源和职场等级结合在一起，再用“人情”“面子”和“商务应酬”掩盖其中的强制性。一个人在法律意义上能够说“不”，并不意味着他在现实中拥有说“不”的能力。一个员工当然可以辞职，但如果辞职意味着失去收入；一个下属当然可以拒绝领导，但如果拒绝意味着失去晋升机会；一个企业当然可以不理会官员，但如果它担心土地、项目和审批，那么这种拒绝到底还有多少实际意义？
极权政治特别擅长制造现实的不平等。它把大量资源集中到少数权力位置上，然后让社会中的其他人围绕这些位置重新安排自己的行为。人们不是因为相信某个官员人格高尚而尊重他，而是因为知道他的权力可以影响自己的利益。企业不是因为真的把官员当朋友才一次次宴请，而是因为它不能承受关系破裂的成本。员工不是因为喜欢参加酒局才参加，而是因为她知道，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组织里，服从往往比拒绝安全。
这时候，人与人之间已经不是平等的社会关系，而是上下关系。这样的等级结构长下，权力者开始习惯别人服从自己，被支配者开始习惯服从权力者，这就是权力人格的形成。在中国这个权力高度不平等的环境中，不需要宣布这是个“不平等”的国家，但所有人都知道谁不能得罪。
极权政治最根本的逻辑，就是权力集中，权力越集中，掌权者越是把自己看成秩序本身，不接受真正意义上的限制。所以才在这样的社会里，“关系”比制度重要，“领导意见”比程序重要，“熟人”比规则重要。当一切都通过关系来解决的时候，人就没有真正的平等。一个平等的社会，并不是说所有人的财富、职位和能力都完全相同，而是职位可以有高低，但人格没有高低。
而极权政治下，最终制造出来的并不只是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官僚群体，而是一整套关于“谁高贵、谁低下，谁可以决定、谁必须服从”的社会心理。一个社会经过长期的极权驯化之后，会让被支配者最终也接受自己的低下，人们会主动寻找、接近、讨好权力，主动调整自己的言语、姿态乃至尊严，以适应权力的需要。到了这一步，权力便已经超出了官职本身，它变成了一种社会关系，一种人人都必须学习的生存规则。人们习惯于仰视，也习惯于低头；而一个习惯低头的社会，已经不再意识到自己正在失去什么。
因此，真正的平等不可能仅仅依靠处理几个违法官员、关闭几个酒局或者整顿一次所谓的“饭局文化”来实现，只要中共的专制权力仍然凌驾于国家之上，那么这种不平等就会不断换一种形式重新出现。只有结束中共的极权专制，使公共权力受到宪法、法律和独立制度的真正约束，使权力不再决定一个人的尊严和命运，使官员、企业家与普通人在法律面前真正处于平等的位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可能从服从与被服从，恢复为平等与尊重。
结束中共专制，不仅是结束这个长期实行极权统治的政党的统治，更是结束权力制造的等级与特权，让每个人都能在法律面前平等地生活，拥有尊严和说“不”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