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的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造成至少159人死亡，是自1948年石塘咀大火以来香港最多人伤亡的火灾，引发广泛关注。然而，与这场“人祸的大火”同时引起全球关注的好是“火后的禁声”。“人祸的大火”与“火后的禁声”两者之间，似乎毫无因果，但在今天的香港，它们却构成了同一张荒诞拼图。
12月3日中央驻港维护国安公署发文，指有“一小撮外部敌对势力”借灾生事，欲透过“代理人”扰乱破坏救灾善後大局，是“妄图重现『黑暴』乱象”；同日，港府指斥“有反华传媒机构等外部势力”恶意攻击救灾工作，须予谴责。同时特务系统国安处以“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在youtuber发表视频批判政府处理火灾手法的网民”Kenny Chan”，在此之前，国安处已拘捕最少三名市民。有多人因讨论起火原因、质疑政府反应迟缓而被带走。特首李家超被问及被捕人士具体干犯何事时，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不会容忍任何人利用悲剧来犯罪，现时香港要团结救灾，若有人胆敢破坏社会团结，当局会竭力将其绳之於法。
国安公署的通告并不令人意外，却异常揭示现实。通告指称有“外部敌对势力”借灾煽动、“代理人”企图破坏救灾大局，甚至“妄图重现黑暴乱象”。这种叙事模板，我们在过去五年里看过无数次，凡是质疑，就是“黑暴”残余；凡是提出问责，就是“反华势力”；凡是指出制度缺陷，就是“抹黑政府”。这种逻辑的目的从来不是解释现实，而是抹杀现实——让人民无权知道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只能接受国家提供的那套统一叙事。问题在于，宏福苑的火不是政治烟雾，而是物理事实：是工程问题不是“敌对势力”；是监管失职不是“黑暴阴魂”；是制度腐蚀不是“外部攻击”；试图用政治语言压制工程真相，只会让制度的漏洞更深、更黑暗。
宏福苑的灰烬仍在冒烟，但已完全倒向大陆体制的香港当局已经开始做极权最熟悉的事，把悲剧转化为政治叙事，把愤怒转化为犯罪，把质疑转化为威胁。凡此种种，均与中国内地政府处理灾情时只突显官方主旋律的手法相似。最值得关注的，是香港当局对“舆论”的敌意已经公开化、制度化、日常化。距159人死亡的大埔宏福苑火灾尚不足十日，当局却已将“舆论控制”摆在救灾、调查、问责之前。这种优先级本身，就是今天的香港最危险的现实。
宏福苑大火真正暴露的不只是工程问题，而是过去十年的制度倒退。十年前香港是一座程序主义城市，事故后必有调查委员会，媒体深入追问，市民大胆质疑，议员监察政府，法庭可裁决政府责任，官僚以“专业表现”晋升。今天香港成为政治优先的城市，调查尚未启动，舆论先被压，质疑者先被调查，再看是否有罪，一切问题都能被定性为“敌对势力煽动”，媒体自我审查，议会成为政治橡皮图章，官僚以“政治忠诚”作为最核心标准。这种转变的核心，是治理逻辑被彻底重写，过去的香港靠制度运作，现在的香港靠政治忠诚。当权力的第一反应不再是“如何防止悲剧再发生”，而是“如何防止舆论扩散”。
灾难发生后，第一反应不是调查，而是控制舆论。政府的主要警惕对象不是劣质工程，也不是利益链，而是公民要求问责。追责火灾的民众，却被定义为“煽动”。这是一个政治秩序的根本断裂，公共悲剧不再是公共议题，问责不再是市民权利；公民行动不再被视为参与，而是被视为威胁；舆论不再是监督，而成为被管理的对象。这种治理逻辑的结果是灾难的真相会被掩盖，而灾难本身会不断重演。当权力的核心任务不再是服务市民，而是确保政治忠诚；当所有部门的唯一任务是无噪音；当一切专业、程序、制度都需向“政治安全”让步；那么，火灾就不再是意外，而是迟早要发生的自然结果。当政府忙于消灭异见时，公共安全便会消失。当权力只对上负责时，市民便成为沉默的代价。当所有监督都被视为威胁时，悲剧便会成为常态。
159条命、数以百计的失踪者与流离失所者、持续40小时的火势——在任何一个治理尚有基本理性、官僚体系仍保持最低责任感的社会，这都是一场震撼政权合法性根基的大灾难。但今天的香港，却呈现出一种几乎超现实的景观，火还没烧尽，问责的市民却先被逮捕；灾难原因未明，官方舆论却已预设答案；人人愤怒，却无人敢公开发问；所有制度性漏洞昭然若揭，但权力关心的仍只是“有没有人借机搞事”。这正是香港“后国安法时代”的核心荒谬，权力的运行目的已经不再是城市管理，而是政治维稳；不再是保障市民安全，而是捍卫政权安全；不再是追究责任，而是追捕质疑者。
所以今日的香港不是被火毁掉，而是被“安全”毁掉。发生在香港的一切，都指向一个残酷事实，当公民社会被拆掉，公共安全也就随之崩塌。把所有质疑都当成敌意，把所有监督都当成“抹黑”，把所有善意警告都当成“煽动”，然后在悲剧发生后假装震惊。宏福苑大火暴露的已经不是一次突发意外，而是一个制度集体溃败链条。香港过去几十年所建立的“专业官僚体系”——严谨的规章制度、透明的工程流程、严格的城市管理标准——正在被全面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高度政治化、低效率、低专业的大陆极权官僚主义。换言之，火灾不是在烧建筑，而是在烧香港过去一百年的制度积累。
一个城市的先进程度，从来不在于它的高楼、财富或表面繁荣，而在于它是否能在灾难面前保持专业、透明、公信力、公民参与、权力问责。而今天的香港，这五样同时崩塌。香港曾以“法治、专业、公民参与”著称，这些不是抽象的自由图标，而是城市在灾难面前能否及时自我矫正、避免悲剧扩大化的根本保障。过去十年中，这些保障被极权系统侵蚀，使得今天的悲剧与禁声成为可以预见的结果。所以宏福苑大火不是偶然，而是一个制度已经彻底大陆化、官僚体系全面失效、即便死亡人数破百也无法撼动政权逻辑的制度性警号。这不是香港出了事，而是香港不再有能力处理真正的事。
香港人失去的不是一个住宅区，而是他们曾经最引以为豪的东西：一个可靠的制度，一个值得信任的政府，一个能保护生命的城市。当所有“防火墙”——制度的、法治的、社会的、公民的——被拆掉时，一把火就足以让城市暴露在深渊之中。火灾只是香港的灾难，但极权主义君临香港，才是香港的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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