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已经进入了不是中产阶层在发声，而是中产阶层在退场的时代，这是中国过去四十年从未出现过的局面。作为市场经济的中坚，中产阶层本应成为一个国家稳定、理性、现代化的支撑力量，然而今天的中国，恰恰见证了历史的荒谬，不是中产阶层向上走，而是中产阶层向外走；不是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而是成为最大的出逃群体；不是支撑体制，而是悄然撤离体制的未来。一个阶层的退场，意味着这个政权正在走向不可逆的终点。
一个阶层的退场从来不是经济事件，而是政治事件。要理解中国的未来，需要理解中产阶层在政治结构中的角色，进而理解其退场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带有强烈的时代偶然性。他们不是历史意义上以财产、职业与政治参与构成的独立阶级，而是改开年代经济增长的副产品，是城市化、全球化与房地产泡沫共同铸造的气泡。这个气泡一度庞大得足以遮蔽现实，人们以为凭努力就可以获得中产身份，以为阶层上升是常态，作为一个没有独立政治意志的阶级，没有形成政治权利观念，也没有形成自主的利益组织，它既不激进，也不反抗，在政治上接受国家的安排，以沉默换取个人生活的稳定。这个阶层的存在更多是国家提供增长、秩序与预期，中产提供忠诚、消费与顺从的“隐性契约”。
然而，这个“隐性契约”并非牢不可破。当中产阶层在经济高增长时期被动接受政治安排，是因为他们的物质期待与国家的发展曲线重叠；一旦这条曲线出现下滑、扭曲或终止，中产阶层原本被压抑的、从未真正成形的政治诉求，就会在不稳定的缝隙中自然浮现。中产并不会因为缺乏政治传统而永远沉默，他们在住房、教育、医疗与资本安全上的焦虑，使他们第一次意识到稳定不再来自国家的“供给”，而来自他们对国家的“追问”。这类追问往往不是革命性的，却是制度最难承受的。因为中产的诉求不是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是对权力的透明度、程序的公正性、政策的可预期性、产权的可保护性等制度责任的要求。每一项看似温和的要求，对一个拒绝制度化、只依赖个人权威与党内政治逻辑运作的体制而言，都构成根本性的挑战。
中产阶层的诉求之所以危险，不在于他们会走上街头，而在于他们要求国家兑现曾经主动提供的承诺——这使国家无法再沿用过去那种“以发展掩盖矛盾、以宣传削弱问责”的治理方式。当一个缺乏政治信任、缺乏独立法人、自身又被高昂房贷与生活成本捆绑的阶层，开始意识到自身的社会位置正在下沉时，他们的焦虑会转化为一种结构性的政治压力：他们既无法退回底层，也无法继续向上，只能把目光投向体制，要求解释、要求纠偏、要求负责。正是这种“不会闹、但也不会再相信”的集体心理，使一个原本最顺从、最可控的群体成为最难化解的威胁。因为国家可以镇压愤怒，却很难驯服失望；可以对付反抗，却无法管理大规模的“不再信”。而当“不再信”在中产阶层中蔓延，体制的合法性就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断裂。
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出现了统治逻辑由“治理型”向“控制型”转移、权力结构由“技术官僚主导”向“政治忠诚主导”逆转、国家叙事由“发展强国”向“危机动员”演变这三个显著趋势。每一个趋势看上去都属于行政或意识形态问题，但其本质都指向一个核心：国家不再依赖社会活力，而开始依赖社会沉默。十年间独立的社会力量被削弱，公共领域被收紧，国家机器重新成为唯一的权力来源，经济不再增长，秩序变得压抑，未来没有预期。政权强迫稳定，中产选择沉默；政权要求动员，中产选择躺平；政权需要服从，中产选择退出。不是因为中产觉醒，而是因为中产看不到可能性。在习近平打造的结构中，为了让全社会“听话”，必须让中产阶层变弱、变穷、变得依赖国家，这一逻辑贯穿过去十年的所有政策。政治不再依赖社会，而是防范社会；不再依赖经济，而是消耗经济；不再依赖未来，而是冻结未来。当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交换关系失衡时，中产阶层不再是稳定器，反而成为第一个被潮水冲走的沙洲。中产阶层消失不是意外，不是副作用，而是习近平统治设计的一部分。习近平不需要中产阶层，他需要的是“顺民阶层”，要的是“可管理的穷人”，而不是“危险的中产”。一个没有独立阶层的中国，才是习近平想要的中国。
所以中国中产阶层的消失不是偶然，而是结构性结果。除了政权的削弱外，还来自经济封顶、政治收缩、社会停滞与国际断链。中产阶层的退出与消失的过程是清晰且可以测量的。收入停滞，房价倒挂，税负上升，教育与医疗成本不断扩张，企业裁员如风暴横扫，城市阶层的未来路径被堵住。更重要的是，中产阶层赖以存在的“希望空间”正在坍塌。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社会秩序并不依赖自由，而依赖希望。当人们相信明天会变得更好时，他们愿意忍受今天的不足。而在未来不再可期，希望被制度性掏空的现在，中产阶层被迫从消费型转向防御型，从扩张型转向收缩型，从参与式转向逃离式。他们不再投资，不再生育，不再创业，也不再相信国家叙事。中产没有集体行动，但他们通过集体不行动改变了国家的未来走向。中国的政治危机，不来自反抗，而来自功能失效。中产阶层的退场不是一个“阶层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命运问题”。因为中产是现代社会的骨架，是经济的发动机，是政治的缓冲带，是公共理性的来源。当这个阶层离开，一个国家就只剩下顶端的特权阶层和底层的失望群众两种力量，中间塌陷，就是国家的塌陷。
当中产阶层退出后，极权体制的支柱便同时出现断裂。一是政权失去“稳定器”。中产是现代国家的调和力量，没有中产，国家的风险会剧增，大规模贫困导致社会撕裂，权贵寡头与底层的直接对冲更激烈，财政更加枯竭，城市治理陷入混乱，社会矛盾失去缓冲带，稳定的社会结构将崩塌。缓冲层消失意味着社会矛盾开始直撞政权本体。过去是“制度—中产—底层”的三层结构，如今变成“制度直接面对愤怒的大众”，社会呈现两极撕裂，这对极权体制是致命的。一是国家失去“创新的主体”。企业家、技术人才、程序员、学者、白领等中产阶层是创新经济的核心力量，他们离开意味着国家的创新能力同步崩溃。创新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依赖对未来的信心，愿意承担风险的勇气，在制度中寻求改良而非革命的动力，对社会秩序的相对认可此四种非常具体的社会属性，这四者只有中产阶层具备，富人利用制度，穷人被制度束缚，只有中产阶层在制度中努力创造自己的空间。创新主体只会诞生于一个庞大的、有活力的、敢为未来承担责任的中产阶层，而当中产阶层被系统性摧毁，这四种属性全部消失，国家创新体系随之崩溃，创新体系死亡意味着体制进入“不可逆老化”。
同时断裂的支柱还包括失去“税基”，政权失去财政生命线。中国的主要税收来自城市中产阶层，政权在中产阶层身上压榨出了难以想象的财政规模，中产的收入、消费与购房行为构成了国家财政的三根支柱。这一阶层的萎缩，意味着国库枯竭、社保危机、医保危机、基建停滞、地方债务爆炸，这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权基础的问题。财政失血意味着政权维稳成本难以为继。极权体系最核心的不是宣传，而是钱。没有钱，权力机器就无法运转。断裂的支柱还有国家失去“社会信任的来源”。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本来代表契约精神、市场伦理、公共意识、社区自治、法治观念这些现代文明，当这些在现实中消失，中国将重新陷入“前现代社会”的混乱，人人互不信任，公共道德退化，市场规则崩坏，权力野蛮化，这是文明倒退。中产消失造成的政权财政紧缩反过来压迫政府催生了更粗暴的征收方式，进一步破坏了社会信任。
中产不再相信未来，就是国家真正的临界点。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这个临界点，中产阶层的消失，是国家能力枯竭的最明确指标。中产不是制度的挑战者，而是制度的缓冲器。当缓冲器消失，整个政治结构将直接暴露在与公众的紧张关系中。过去是中产承担了制度的不合理，让社会避免直接对撞国家权力。当他们退出，国家面对的将是更加分化、更不稳定、也更难以安抚的社会底层。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变为哑铃，从中间厚实变为空心化，从温和化变为对抗化。无论国家如何强化维稳，都无法阻止一个事实——中产阶层的退场意味着社会系统失去了平衡结构。当中产阶层消失，极权统治已失去回旋余地，它只能继续加压——直到断裂。中产退场后的中国，外表看上去很强大，但实质上缺乏资源、缺乏能力、缺乏合法性、缺乏未来性，这是一头衰老巨兽步入死亡的开始。
极权统治之所以能维持，不靠暴力本身，而靠一种更深层的机制——大部分人愿意配合。配合是统治的核心，中产阶层的瓦解意味着国家失去最重要的“合作阶层”，当中产阶层瓦解后，这种配合不再有动力，也不再有利益。中产不是反抗者，但他们的离开是体制的死亡判决。极权体制从来不是被中产击倒的，而是在失去中产之后自我坍缩的。中产消失的意义不在于改变体制，而在于削弱体制的维持能力。中产阶层之于一个高压政权的意义，远超过表面上的税收与消费贡献，是结构性的“压舱石”。习近平政权把这一压舱石主动拆掉，可以说是亲手拔掉中共体制的“最后安全阀”。习近平对中产阶层的摧毁，不只是短期的经济灾难，它摧毁的是一个极权体制得以长期存在的“稳定结构”。
这不是中共的衰落，而是中共的终局。历史不会迅速改变，但它已经开始沿着不可逆的断链滑向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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