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痛批李嘉诚使资本的幻想破灭

3月4日，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发布公告说，该公司计划以228亿美元的价格，将全球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资产，打包出售给美国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财团，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港口运营控制权。

纵横商海多年的李嘉诚绝对想不到此项商业交易会引发中共的强烈不满和高压干预。3月13日、15日、17日、21日，在香港的中共喉舌《大公报》连发四篇评论，痛批李嘉诚为“背叛和出卖全体中国人”。有美国媒体透露中共党魁习近平对李嘉诚“先斩后奏”的行为表示强烈愤怒，并命令大陆国企暂缓与李嘉诚及其家族相关企业开展任何新的合作。3月28日，官方亲自下场干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开将对李嘉诚与贝莱德的交易进行审查。

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下行轨道，债务危机、房地产泡沫、人口老龄化等内部矛盾全面爆发，而外部环境压力亦同时接踵而来，尤其是在美中脱钩、地缘政治摩擦等背景下，中国的经济欲振无力。在巨大压力下，中国被迫暂停习近平上台以后一直奉行的“国进民退”策略，频频向民营企业家“示好”，并积极拉拢外企希望提振外国投资。

此时中共对李嘉诚的痛批可以说是发出自相矛盾的信号的，同在3月28日党魁习近平接见了几十家外资企业代表时的讲话“中国是外商理想、安全、有为的投资目的地”、“希望广大外资企业打消疑虑、坚定信心，放心来中国发展”言犹在耳、话音未落，就自己打自己嘴巴，粗暴的痛批李嘉诚行为让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家认识到，即使是像李嘉诚这样在中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商人，也无法完全避免中共的审视和干预，因此加速度撤离中国，并使外资流向其它国家和地区成为不二选项。

但是按照极权主义的统治逻辑，这样的信号是并不矛盾的。拉拢民企、外企是维系专制统治的需要，施压李嘉诚以使资本不脱离中共的控制以及服务于中共的全球战略同样是维系专制统治的需要。

习近平上台以后，提出了多个雄心勃勃的战略目标，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治理重塑、中国梦等，试图在国际舞台上让中国成为全球经济、政治的主导力量。中共在近年来积极推动构建红色帝国崛起的“新型国际秩序”，力图改变世界现行秩序体系，重新定义乃至规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共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力量的扩张，而是通过一种结合意识形态、政治权力和经济手段的全方位策略，推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逐步崛起，企图在地缘政治上重新塑造了全球秩序。

中共重塑全球秩序要求在全球重要经济枢纽中拥有更多的控制权，而巴拿马运河是全球重要的航运枢纽，是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战略通道。中共对于这一关键地理位置垂涎已久，是中国在拉美地区扩展影响力打入美国后花园的关键节点，必须纳入中共的战略框架内。现在李嘉诚与贝莱德的巴拿马港口交易从根本上来说破坏了中共期望建立的地缘政治重塑全球秩序的野望。

中共对李嘉诚的巴拿马运河港口交易的强烈反应除了中共的全球野心和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外，同时也反映了中共对资本实行控制的强烈欲望。李嘉诚的企业通过与巴拿马政府的合作，获得了运河港口的控制权是在中共还在“韬光养晦”的时期。随着习近平时代中国对香港的控制加强以及地缘政治上重塑全球秩序的战略调整，私人资本的独立性可能不再被视为优点，而是可能成为挑战国家权力集中和战略统一的因素。中共近年来强调“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而李嘉诚的行为可能被视为私人资本在没有中共控制的情况下进行全球扩展，这对中共的全球野心产生了潜在威胁。

在中国的极权主义政经体系中，所有重要的经济活动和资源流动都需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而私人资本的过度自由必然会打乱这一体系的操控系统。中共不仅在国内推动“资本必须听党话”的理念，也希望在国际范围内能够掌控和影响跨国资本的行动，避免资本脱离权力掌控的轨道。习近平上台以后一直奉行的“国进民退”策略，实际上就是以“国有资本主导”为原则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通过对民营资本和外资的打压，资本进一步集中在国有企业和政府控制的关键企业手中，在中共眼中这才能维护政权稳定和政治安全。

中共对这一交易的痛批同时显示了香港资本市场的独立性已荡然无存。过去几十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中国与世界经济连接的桥梁，香港的商界精英与中共政权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固的关系。很多香港富豪通过与中共的合作，成功进入中国市场，积累了巨大的财富。随着中国加强对香港的政治和经济控制，香港的资本市场面临来自权力更加严苟的监管，私人资本的操作空间将进一步收窄，迫使香港企业在国际投资中将不得不更加关注中共的政治意图，特别是在涉及中国市场和国际政治敏感项目时。资本市场只能更加倾向于与政府政策保持一致，而非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

可以想见的是，无论是对香港资本还是外国资本，中共这次的痛批李嘉诚都是一次警示，完全打破了他们对中共能够在资本主义框架下给予充分自由的幻想。他们开始意识到，在中国极权主义日益强化的控制体系下，企业的发展将被迫更加依赖于权力的操控，而这种控制大大限制企业的活动空间，严重影响市场的扩展和利润的追求。因此，资本必然开始重新审视与中共的关系。即使一些资本仍然希望与中共保持合作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开始担心自身财富的安全。在极权主义的政策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情况下，资本外流加剧，通过多元化资产配置，或者将部分转移到其他国家，以应对可能的政治风险。李嘉诚被中共痛批后，立即将电信业务分拆，将部分资产转移至英国等欧洲市场，就是典型的例证。

巴拿马港口事件以及后果可以说是习近平政权的全球野心和未来结局的典型象征。中共试图通过控制资本、强化国内外经济与政治体系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然而这种控制只能得到反效果，导致更多资本对中国市场失去信心，撤离速度加快，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的困境，从而造成中共政权陷入泥沼，所谓的政治安全最终成为专制政体一厢情愿的幻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