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6个在疫情中感染病逝的家庭在法律顾问团帮助下着手通过诉讼方式要求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市政府进行赔偿，另外还有一名感染后康复的患者王芳（化名）因为多次索要检测结果无果后也求助于法律顾问团。
感染新冠肺炎康复后索要诊断证明，发现病历被篡改，遭单位领导谈话后不得不放弃维权
有一部分维权当事人同意接受媒体采访，王芳是其中一个，她在1月17日开始发烧，但因核酸检测阴性而一直无法住院，后在2月13日得以收治，住院后，她在病情告知书上签字时，医生告知她的病情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诊断病例”，在住院期间又做了4次核酸检测采样，其中3次为阴性，还有一次结果可能就是阳性，但医院一直不给她。在3月5日她治愈出院临上车去隔离点时医院才把出院记录给她，上面写着“病毒性肺炎”，但没有写新冠肺炎。由于她购买的商业保险可以对新冠肺炎住院有补贴，需要有明确的新冠病毒肺炎诊断证明才能申请。她多次问医院索要无果后在4月7日联系到法律顾问团的杨占青，杨占青认为患者有权利了解自己并复印自己病历资料，建议她尽可能先和医院交涉，若医院坚持不提供，再考虑起诉维权。她再次和医院交涉后，医院同意她4月12日下午过去复印病历，在她复印病历时发现她的出院记录内容被篡改，新改的出院医嘱写明了她“达到新冠肺炎出院标准”，但她做的核酸检测结果在病历里仍然找不到，护士解释说是因为病历需要消毒还没整合一起，但对出院记录随意修改未做任何解释。虽然新的出院记录对于她证明自己曾感染冠状病毒是个有利的证据，但仍然没有病毒检测结果报告，还是不能申请保险公司理赔。
王芳平时和杨占青都是文字或语音留言，4月21日早上8点多，王芳突然说有事要和杨占青语音通话，在6分多钟的通话中，王芳说她单位领导今天找她谈话，说她犯了政治性错误，不能和法律顾问团的人联系，那是违法的，更不能接受媒体采访，领导看到英文媒体昨天对她维权的报道，说那是个政治问题，在反对政府，要求删除，问杨占青能不能联系到记者删掉。杨占青找到报道后发现那篇报道仅写了她当时自己对政府发布的疫情信息表示困惑，并无反对政府等言论，并且总共就几句话。杨占青一方面解释媒体报道若没有不实之处无法删除或调整，一方面提醒她应该是有维稳部门不愿她维权，通过单位领导找借口给她施压，建议她暂缓一段维权避下风头，并且给单位解释自己维权的目的和方式，没有用任何非法方式维权，取得单位理解和支持。王芳说她的保险理赔截止到4月30日，如果这段拿不到检测结果就没用了，只能放弃维权了，想不到维权这么麻烦。“一般来说，单位领导不可能翻墙实时查看新闻，应该是安全维稳部门监察到后通知单位逼他放弃维权，”杨占青说。
家人在酒店隔离点被疏于照顾而死亡，维权遭遇警方威胁无奈放弃维权
武汉柳芸（化名）的父亲平时身体健康，但由于相信了官方宣传，没有采取任何防疫措施，在2月1日开始发烧、咳嗽，在2月4日做了CT检测后被社区安排在酒店隔离，同时服用医生开的药物，在2月8日，柳芸打听到一个中药药方治好了好几个患者，晚上10点左右熬好后送到隔离点的酒店前台，希望能给她父亲服用，在她离开酒店后，电话里得知父亲说自己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并且无法自行下床，她催问酒店前台去查看情况并把药物送过去，前台告知已经通知驻酒店医生，但医生认为病人没有发烧就不用检查和送药，在第二天早上8点开始，她多次拨打父亲电话都无人接听，无奈下求助区政府和社区，但对方告知要等医生吃饭后才能查看，她只能不断催问酒店前台，一直到9点半左右，酒店前台才告知医生去查看了。但10点多她再次问酒店了解情况时，酒店说她父亲房间门反锁无法打开，同时告知她父亲几天前做的的核酸检测出来了，结果是阳性。她认为她父亲肯定是想自己爬着出去但理智不清而误操作反锁了房门，她非常希望父亲能够被安排到医院诊疗，而不是在隔离点那么绝望等死。后来酒店告诉她，医生打开房门进去后发现她父亲已经昏迷，半小时后医院救护车接走还没送到医院已经病逝了，死亡证明上写着“病毒性肺炎”，没有写“新冠病毒肺炎”。她非常痛心父亲被酒店疏于照顾，拖延一天最终逝世，她要为父亲讨个说法，联系到法律顾问团之后，顾问团根据她的材料帮她撰写了起诉状草稿，她又有些犹豫了，说和她丈夫商量一下再决定递交诉状。
在4月22日她又决定维权，并且询问如何追加隔离点酒店为被告，她说她给酒店联系希望取得她父亲的病毒检测报告，但当时负责隔离酒店的政府工作人员马主任不愿意提供，并且不承认酒店当时疏于照顾她父亲，让她非常气愤，她决定连酒店一起起诉。就在交流案情时候她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她出嫁前的户籍地派出所电话，一个李姓警官说不要有过激的行为去维权，并问他是不是认识一个叫杨占青的的人在维权，不要和杨占青的组织联系，让她放弃维权。她困惑自己出嫁这么多年，怎么原户籍地警方还知道她的各种信息，并且知道杨占青的名字。她认为这个时候被警方干涉，肯定是那个马主任勾结警方，不让她维权，她感到很气愤，决定继续维权。但不到十分钟，柳芸发了一段语音留言，说她和家人商量后决定不维权了。杨占青问她是否又遭到威胁，她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句：谢谢！
“我觉得不是那个政府工作人员指示派出所给她打的电话，普通政府工作人员不会知道我的信息，应该是公安部门通过微信监控着我和这些受害人联系情况，他们通知地方公安机关要求当事人放弃维权。”杨占青说。
除了上面两个受害者家庭遭受威胁外，还有一个受害者家属被当地派出所传唤几次，他每次据理力争，认为派出所干涉维权于法无据，坚持维权到底，除非得到赔偿和赔礼道歉。
协助受害者的公益人士出生地亲友遭传唤调查，疫情索赔维权坎坷不易
杨占青介绍说，他出生于河南，户口在23年前就迁走了，但这个月，他堂弟被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找了两次询问和杨占青的联系情况并且做了笔录，还签订了保密协议。杨占青说，他和他堂弟本来没什么话说，在国内就很少联系，出来后一年也最多聊两三句无关公益工作的生活话题。杨占青介绍说，他之前曾因为公益机构的工作被抓走一个月释放后，亲友们都劝他不要再做违法的事情了，过好自己生活就行。“由于我离家工作后就很少和家人沟通联系，更没有长时间相处过，所以不容易解释给他们，就像这次我堂弟被调查，还签了保密协议，所以我也不想了解他被问了哪些问题，但我想无非就是警方把我做的公益行动说成是危害政府。我知道我短时间内难以给他解释警方为什么会调查我，只给他说我做的事情都不违法，只是政府不愿意看到我写的和说的。”杨占青说。
杨占青认为，警方连自己长年不联系的亲友都盘问，说明这次疫情索赔维权给当局很大的压力，同时也意味着疫情索赔前路坎坷。从他接触到的受害者来说，大部分人平时很少关注维权话题，不了解安全工具软件，突然遭遇此次疫情成为受害者，缺乏维权的工具和经验，很容易顶不住维稳部门的胁迫压力而放弃权利。“大部分受害者觉得微信挺好的，对于让下载安全软件沟通的建议比较抵触，另外对自己维权会被政府干涉不太相信，有人还专门强调说自己堂堂正正维权，不用加密沟通。他们对政府的非法行为没有认识，完全没有和维稳势力抗击的心理准备，结果遭遇警方口头威胁后就非常害怕，马上就放弃维权了，导致前期的努力白费了。”杨占青说。
对于后期的索赔援助工作，杨占青说，只要还有人咨询求助，自己肯定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这两位明确放弃的当事人对法律和政府是非常的失望，根本想不到这样平和的维权却被阻挠维稳。做为一个公益人士，虽然知道环境恶劣，但仍希望中国政府能对在疫情中受害的家属做些赔偿抚慰，能对公民权利有一点点尊重，不要让民众一个个用自己亲生经历体验到公权力的蛮横，最后对社会向好彻底绝望。”杨占青说。
采访联系人：
1、杨占青（顾问团合作伙伴，公益机构长沙富能发起人）WhatsApp/Signal：+1(929)287-7799
2、威胁柳芸的警察电话及传唤杨占青堂弟的国安电话可回复索取
附件1王芳被威胁后放弃的聊天内容截图（见附件，可来信索取更多被威胁内容的截图信息）
附件2柳芸被威胁后放弃的聊天内容截图（见附件，可来信索取更多被威胁内容的截图信息）
附件3杨占青堂弟被传唤后的聊天内容截图（见附件，可来信索取更多被威胁内容的截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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