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时代的“两面人”

中共五中全会落幕，根据中共的会议公报，本次会议确认开除党籍的高层有33人，创下改开以来中共全会开除党籍人数的新高，也成为现代中共政治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纪录。舆论公认此显然不只是中共对贪腐和违纪行为的惩处，更是一场围绕政治忠诚展开的权力清洗。在习近平已经实现权力高度集中、个人权威达到近年来前所未有的程度、党内几乎无人能够公开挑战其地位的现实下，政治整肃非但没有随着权力格局的稳定而趋于收敛，反而呈现出持续加码、没有尽头的趋势。

一个政权已经把权力集中到如此程度，为什么还要一再告诫官员不要伪装忠诚？如果中共的政治纪律越来越严密、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为什么“两面人”依然被视为侵蚀权力核心的重大隐患？一个已经反复强调全党必须做到“两个维护”、将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置于政治生活首位的政党，为何依然无法消除对内部不忠诚的警惕？

原因在于，对习近平来说，权力集中并不意味着政治风险随之消失，恰恰相反，当政治忠诚被要求直接指向最高独裁者，当维护领袖权威成为衡量官员政治可靠性的首要标准，整个权力体系对个人意志的依附就会越来越深。官员不仅要服从命令、执行政策，还必须不断证明自己在思想和立场上与最高领导人保持一致，不仅要在公开场合表达拥护，还必须让习近平相信这种拥护不是出于现实利益，而是发自内心、没有保留，更不会因政治风向变化而改变。

这正是此次五中全会前夕，习近平通过《求是》杂志再次强调警惕“两面人”的政治背景。习近平口中所谓的“两面人”，不仅仅是中共官场阳奉阴违、普遍“躺平”、消极怠工的各级官员，更是指向“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妄议中央”的高层反习势力。按照习近平的说法，这些人表面拥护，调门很高，实际上却阳奉阴违、我行我素，甚至随时准备“跳船”。因此，必须及时识别、清除，尤其不能让“两面人”混入下一届中央领导机构。

在经过十多年的反复整肃、不断强调忠诚、持续强化纪律之后，中共党魁仍然如此警惕隐藏在自己权力体系内部的“两面人”，必须通过频繁的政治审查来确认身边的人是否忠诚，连公开表态最积极的官员也可能被怀疑是在表演，而过去的政治功劳、提拔关系和长期追随，都不足以构成被党魁信任的基础，这实际上是极权主义发展到晚期阶段后必然出现的政治病症。

极权主义的晚期综合症，是指权力高度个人化，忠诚标准不断升级，统治集团内部信任衰退，纠错机制逐渐失效，而维护体系所需的政治成本却不断增加。当这些病症同时出现时，统治者就不再只是担心外部反对力量，防范公开的政治挑战，而更担心自己的内部成员，试图识别隐藏在忠诚表象之下的敌人。

极权主义的悖论就在于它试图通过消灭两面人来确保绝对忠诚，却必然制造虚假的忠诚，越是试图消灭两面人，就越可能迫使人们成为两面人，把整个统治体系推入相互猜疑、自我清洗和自我侵蚀的循环。说真话可能带来危险，表忠心却能够换取安全；提出异议可能被视为立场不坚定，阳奉阴违反而成为自我保护的手段，两面人便不再只是少数官员的面具，成为制度环境催生的政治生活的常态。

事实上“两面人”这个概念在极权政治体系里的实际适用范围远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欺骗和虚伪。独裁者掌握了对忠诚的最终解释权，而忠诚又成为决定官员政治前途的重要尺度，这个概念便具有了相当大的伸缩空间。今天被认为坚决拥护的人，未必能够保证明天依然安全；过去受到信任的人，也可能因为政治形势变化而重新被审查。一个官员即使没有被证明贪污受贿，也可能因为被怀疑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或者存在不符合政治要求的言行，而陷入政治危机。

如果官员的安全主要取决于最高独裁者的信任，而不是稳定、透明的规则，那么每一次整肃都可能产生新的不安全感。今天的胜利者需要证明自己足够忠诚，明天的继任者又必须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问题。反过来说，当一个政权把所有人的思想和态度都变成审查对象，把不同意见视为潜在的政治危险，那么它所得到的，只可能是越来越精致的伪装。如果所有人都必须公开表达拥护，那么，谁又能证明这种拥护不是出于恐惧？

这也是为什么不能简单地把习近平治下的“两面人”理解为一群道德败坏、口是心非的官员。官场投机当然存在，但政权本身正在奖励表演而惩罚诚实，奖励政治姿态而忽略实际能力，一个敢于指出政策问题的人，可能被视为不讲政治，一个善于迎合上意的人，却会因为表态积极而获得信任。所有人都在表演忠诚，却没有人再相信忠诚，由此形成的，不只是官僚体系的道德退化，更是中共统治能力的空心化。

所谓空心化，并不是说庞大的党政组织已经不存在，也不是说它已经失去了控制社会的能力，而是指中共内部赖以有效运转的治理能力正在流失。一个组织把所有人的精力都用来证明自己忠诚，却不再关心他们是否有能力把事情做好；当所有人都知道什么话最安全，却没有人敢于指出问题承担责任，这个组织便开始失去自己的内在功能。它或许仍然拥有庞大的机构、严密的纪律和强大的强制力量，却不再具备应对现实问题、纠正决策错误和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

而极权政权的崩溃，往往就孕育在这种外部强大与内部空心的反差之中。平时，政治恐惧可以维持服从，组织纪律可以掩盖失能，表面的高度统一也足以制造政权稳固的假象。但当经济、社会或政治危机真正到来，长期积累的制度性缺陷便可能集中暴露，失真的信息、瘫痪的纠错机制使错误政策难以及时修正，相互猜疑的统治集团、只求自保的官僚体系无法形成有效协作，而失去应对重大冲击的能力。原本被压制的社会矛盾、政治分歧和利益冲突，也会在某个临界时刻相互叠加，迅速突破既有控制体系，使看似坚固的权力结构从内部出现松动，甚至走向瓦解。

因而，习近平或许可以靠不断清洗，让中共所有人表面上服服帖帖，却改变不了两面人不断出现的根源。清洗带来恐惧，恐惧让人沉默，沉默又让统治者以为一切太平。就这样中共政权的根基事实上正在被中共的独裁者一点点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