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网络名为“渔猎齐哥”的自媒体人于8月22日发出视频，爆料河北的大白菜在甲醛溶液蘸过药水后销往市场。甲醛溶液又称“福尔马林”，是医用防腐剂，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一级致癌物。这起爆料视频迅速产生地震效应，多个官媒跟进报导，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三大中央部门也都介入，要求全国各地对大白菜等易腐蔬菜进行“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
中国的毒食品问题在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著名的维基百科网站设有“中国黑心食品列表”专章，详细搜集包括假酒、硫磺馒头、毒面筋、桶装蒸馏水是自来水、回收旧馅月饼、人骨钙片、大便臭豆腐、有毒虾类等44项黑心食品之资讯。而“甲醛白菜”早在14年前就有曝光，2012年，山东就曝光出用甲醛喷白菜的新闻，广州也查出来自山东和云南的120多吨甲醛白菜，央视的新闻报道中，甲醛白菜来自七个省。去年，河北定州的蔬菜批发市场也发现甲醛白菜。
十几年之后“甲醛白菜”还以几乎相同的方式重新出现，公众只能质疑此前官方那些大张旗鼓的监管、检查、处罚和整治究竟改变了什么。如果一种违法行为只发生一次，可以说是个别人的问题；如果同一种违法行为在不同地方反复发生，可以说是市场的问题；如果一种已经被曝光、查处过的明确危害社会的行为，经过十几年仍然能够重新出现，那么就需要追问为什么这种违法行为能够长期存在。尤其此次事件不但不是那么什么监管部门主动发现的，更不是由以前那些曾起过重要作用的媒体披露报道的，而只是一个“门外汉”的自媒体博主曝光再进入舆论场的。
“渔猎齐哥”的这次调查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震动，恰恰是因为他做了一件本来应该由专业新闻机构和政府监管部门完成的事情。他从现场发现异常，拍摄过程，追踪货物流向，最终把其变成了公众看到的事件。这并不意味着自媒体比政府、新闻媒体更专业，也不意味着以后只要多几个网红，中国的食品安全就能得到解决，恰恰相反，一个社会如果必须依靠偶然出现的自媒体人去替代正常的调查、监督和监管机制，本身就说明当下中国社会的悲哀。
今天恰好有一个“渔猎齐哥”，他愿意花时间调查，愿意冒风险跨地区追踪，明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呢？后天如果没有人拍到呢？是不是意味着同样的食品安全问题就可以继续存在？公共问题不能建立在某个人是否勇敢、是否正义、是否有良知的偶然性之上。一个国家的制度存在的意义，本来就是让社会不必等待英雄出现。
在一个政府拥有庞大行政体系、众多监管部门、各种检测标准和大量财政资源的社会里，为什么普通人的食品安全最终仍然需要靠一个自媒体人自己调查才能发现？如果当地的监管部门真的在正常履行职责，那么白菜收购、装车、运输这些环节本来就应该是监管链条中的一部分；如果市场监管真的有效，那么这种公开进行的违法行为本来就应该在进入市场之前被发现；如果食品安全真的被当成最基本的民生问题，那么消费者不应该等到一个自媒体人跨省调查以后，才知道自己每天吃的白菜是毒食品。
毒食品当然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商家为了利润而降低成本；它也是一个监管问题，因为监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但它更是一个权力问题，因为谁承担风险、谁拥有信息、谁能够监督监管者，最终都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普通消费者没有办法知道一棵白菜在进入市场以前经历了什么，他不知道它来自哪里，不知道经过什么处理，不知道运输者为了降低成本做了什么，也不知道批发市场有没有检查，更不知道监管部门到底有没有认真履行职责。在一个政府不向人民负责的社会里，消费者有没有吃到毒食品只能建立在运气之上。
市场之所以需要监管，就是因为普通消费者没有能力完成这些事情。一个消费者不可能知道所有食品添加剂的化学性质，不可能知道一棵白菜来自哪个批发商，更不可能知道它在几百公里的运输过程中是否被使用了非法保鲜剂。正因为个人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现代社会才需要建立公共监管制度。政府拥有专业人员、检测机构、行政权力和财政资源，本来就是为了替普通人完成个人无法完成的事情。如果最后变成消费者自己学习化学知识、自己购买检测设备、自己追踪食品来源、自己拍摄证据、自己上传网络，然后等政府看到舆论以后才开始行动，那么这个政府的合法性就是可疑的。
食品安全是典型的公共利益，它不是某一个人的私人事情。一个商家在白菜上蘸甲醛，影响的不是一个消费者，而是所有可能购买这批白菜的人。如果这批白菜跨省运输，那么它影响到不同地区的大量消费者。也就是说，食品安全天然具有公共属性。既然它是公共问题，就不能只依靠消费者自己维权，更不能只依靠某一个自媒体人的偶然发现。它需要持续的公共监督，需要独立的新闻调查，需要真正能够对监管者进行追责的司法机制，也需要消费者拥有组织起来监督企业和政府的自由。
而极权政治恰恰会削弱这些东西。权力越集中，独立监督越困难；独立监督越困难，监管越容易变成行政体系内部的自我检查；政府越缺少外部监督，地方官员越容易把避免舆情当成工作目标；当问题突然爆发，又会迅速“高度重视、专项行动、严厉查处”。而为什么要等到自媒体曝光以后才进行处理？为什么十四年前已经出现的问题没有形成长期有效的监管机制？为什么监管机构自己不能自己发现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没有答案，那么今天查处的是甲醛白菜，明天还会出现别的“毒食品”。
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经历过太多类似的食品安全事件，从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苏丹红，到各种非法添加剂和不合格食品，几乎每一次都可以看到政府在事件爆发以后迅速行动。但是问题为什么仍然层出不穷？因为食品安全从来不是抓掉几个坏人就能解决的问题。只要生产者和监管者之间存在巨大的权力不对称，只要公众无法监督政府，只要媒体不能自由调查，食品安全事件就会层出不穷。
因此，食品安全最终仍然是政治问题。它表面上是白菜的问题，实际上是权力如何运行的问题，是政府如何履行责任、监管部门向谁负责、新闻媒体能否调查、普通人能否监督公共权力的问题。更进一步说，中国层出不穷、反复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并不能仅仅解释为商人的贪婪和监管部门的疏忽，它与中共建立起来的极权政治有着直接关系。因为食品安全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市场问题，它要求政府权力受到监督，要求媒体能够自由调查，要求公众能够获取真实信息，要求司法能够独立追究责任，而这些恰恰是中共极权政治最不能容忍的东西。
中共的政治制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权力高度集中。极权政治天然倾向于把所有能够独立产生信息、组织公众和监督权力的社会力量纳入控制之中。新闻媒体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调查，社会组织受到严格限制，消费者组织难以形成真正独立的力量，司法不能成为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责任追究机制。极权政治通过垄断权力、压缩监督、控制信息和限制社会自治，使本来可以被及时发现和纠正的违法行为长期存在，使监管者缺乏来自社会的持续压力，使媒体难以持续追踪，使公众承担最终损失。毒食品就是在这个环境中不断产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食品安全并不是中共极权政治的一个偶然副产品，而是独裁统治作用于市场之后产生的必然危机之一。所以，终结中共极权政治与食品安全并不是两个彼此无关的问题。一个人能不能放心吃一棵白菜，看起来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恰恰说明了一个国家是否真正把普通人的生命和尊严放在权力之上，公共权力究竟属于谁，又究竟由谁来监督。
极权政治制造的，从来不只是政治权利的剥夺，也包括普通人对日常生活最基本安全感的剥夺。当一个国家的国民连吃一棵白菜都不能放心，当保护餐桌安全竟然要依靠一个普通自媒体人的偶然调查，食品安全暴露的就已经不只是商人的贪婪，而是这个国家的权力究竟如何运行，又究竟把谁的利益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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