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总理李克强10月27日去世后，在中国各地出现了大量民众自发的缅怀和悼念活动，与2022年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2019年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病逝后普通民众的漠然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作为曾经的中共二号人物，李克强被公认是迄今为止最弱势的总理，权力几乎全被习近平架空，除了留下几句所谓的大实话外，政绩乏善可陈，正如网上流传的一副挽联所言：“赔十年小心，虽洁身自好，但活得憋屈；距一步之遥，却急流勇退，竟死得窝囊。”横批“无能为力”。而普通民众对李克强的缅怀，不是死者有多好，而是生者有多糟。
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向深渊滑落，习近平的中国梦成为中国国民的噩梦，民众陷入前所未有的共同迷茫与焦虑中。习近平的大权独揽使所有的社会矛盾，都聚焦到习近平个人身上，成为所有社会愤怒的发泄口，对李克强的缅怀，是对习近平的愤怒，同样是对繁华落幕，好景不再的悲叹，清华大学法律教授劳东燕在李克强火化后的感叹“与其说是在缅怀一个人的逝去，不如说是在叹息一个时代的渐行渐远’，说的正是这个时代普通人的共情感。
这个渐行渐远的时代当然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时代了。“改革开放”只是中共在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选择下迫不得已的举措，被迫放松了对社会的极度控制，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今天，作为专制自我调整的“改革开放”权宜之计必然要让位于中共的以维持专制体系为目的的重新控制社会，因而李克强广被传颂的“改革开放不会停顿，长江黄河不会倒流”说得很好听，但只是一句空话，专制下保守闭塞才是常态。
“改革开放”时代事实上已被终结，李克强的去世可以说为整个改开时代正式划上了句号。改开时代，除了极小一部分知识分子成为体制的批评者的“异见知识分子”外，绝大部分都为体制所吸收、收编、分化，成为这个庞大极权机器的一部分。
被体制吸收的知识分子分化为三个群体。相当大一部分人如司马南孔庆东胡锡进周小平等臭名昭著者成为极权的宫知（宫廷知识分子），不仅以做奴才为荣，甚至炫耀自己的奴性。而李克强等极少数一些人则积极融入体制，成为技术官僚，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改变共产党，让它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政党。还有一小部分体制内的自由知识分子在网络时代成为以渐进改良推动社会和平转型的公知（公共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极权主义政党，维系专政统治是第一要务，知识分子的良知是不可能与这个独裁体制共存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着抉择：是被黑暗所吞噬，自身成为黑暗的一部分，或者，被体制彻底边缘化陷入失语，再或者，告别体制与黑暗抗争像刘晓波那样成为真正的殉道者。
当专制的自我调整结束，改开时代终结，在极权体制对党内执行“家法”清理门户下，只有宫知这些御用文人才能在体制继续如鱼得水;公知被污名化失去话语权，或者被体制清扫出场，或者成为沉默大多数的一员，或者贩卖情怀收割粉丝变现;而以李克强为代表的受过良好训练的技术官僚被讲究“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觉悟和政治判断力”的党务官僚所取代。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分化站队彻底完成。
李克强的从政生涯，是体制内知识分子悲剧的缩影，技术官僚的缝缝补补，难以挽回大厦将倾。体制内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李慎之晚年反复被折磨过的问题：“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重新又成为李克强死后体制知识分子面对的拷问。
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有了答案，1989年的枪声已宣告了中共这个政党的极端刚性。从1989年到现在，坦克一直在那里，它从不吝于用履带轧碾中国人的民主梦，摧毁任何危及其专制统治的行为。李克强死了，知识分子所有幻想从党内渐进改良的美梦也理应破灭了。
从1989年起，34年来，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高举渐进改良的旗帜，以社会建设作为自己获得道义高地所在，把社会建设与渐进转型捆绑，以动员中产阶级建设公民社会为目标，冀望以此形成社会压力，在“体制内健康力量”的配合下形成倒逼改良。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完全忽视、无视了极权与威权体制本质的不同，把威权体制的渐进改良经验生搬硬套到中国这个世界最大最顽固的极权国家来，无视极权体制或许还残存健康的人却从没存在过什么健康力量的现实，知识结构浅薄以文学想象代替严谨的专业政治分析，混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本质区别，树起暴民、口跑、痞子翻身党、推倒重来等假想敌谬误即稻草人论证来污蔑民间反对运动。实际上中国体制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改良幻梦只不过是道德“自我称义”的赝品，所谓“踏实做事，告别革命”只不过是为自己懦弱人格披上遮羞布的话语，贩卖温和的、去政治化的渐进情怀沦为兜售心灵鸡汤，自觉或不自觉成为极权统治的同谋者。
李克强去世后，针对民间犹存的怀念与叹息繁华落幕，观念与角色更加清晰的民间坚守抗争立场人士对此进行了批评与引导，显示了中国反对运动愈来愈清晰的构建反对运动立场的努力。这种与官方一元叙事话语完全不同的民间独立话语，依然引来残存的被戏称为“体内健”（体制内健康力量）人士以浓烈情绪怒斥为“泛斗争化”“无视人性”，可视之为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在改开时代终结的绝望回响。
渐进改良、体制内外互动既已被正谬，“与其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以政治抗争获得自由就成为中国政治反对运动的基点，结束专制的政治革命必然重返中国现场，“人类能在任何逆境下重新开始并自由行动，让所有人能自由地进入到公共事务中，人类要获得这种伟大的自由，希望仍然在革命。”（汉娜•阿伦特《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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