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家中无人，古凤村一些村民和基层官员处于嫉妒眼红，以无人种植和管理为由，将杨锡云全家20多亩承包田，未经许可、不打招呼分给了村社其他村民种植林木野草。同时还破门进入杨锡运自建的私宅房屋，将屋内的全部物品和屋门房顶等材料，一并公开盗窃取走。这些财物最后不是据为私有，就是变卖损毁权当公共所有。为此，杨锡运开始了上访喊冤的维权历程。
上访十余年的时间，杨锡云去樊哙镇上千次以上，宣汉县政府、县纪委、县公安局也接近千次。到达州市政府至少百次有余，跑成都找省政府也有几十次，被逼无奈去北京也有十几次。导致上访喊冤的全部原因就是基层组织和官员违法乱纪。樊哙政府掩耳盗铃用红头文件，给上级领导假报告、假回复，告知上级已经给杨锡云处理好了，杨锡运对处理的结果很满意。
直到2015年省委第三巡视组来到达州宣汉，杨锡云结合过去多年投诉举报上访无门等行为，当面向巡视组控告地方官员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具体事实。在巡视组的干预下，杨锡运和宣汉县樊哙镇人民政府，达成一份并不全面也不合理的调解协议。此时此刻，杨锡运才知道地方基层官员为何如此热衷整合圈地，为何长时间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是始终不能彻底解决的关键原因，原来是基层官员为了骗取国家退耕还林的补偿款，以及享受某些农业优惠政策，一直采取作假的方式骗补套取公家政策上的资金，而这些年这些钱早就被他们秘密截留，进入到官员们的小金库，被他们私分挥霍变成无名帐。
调解协议的主要内容是，私人财物的损失放弃追责，也不追要若干年来维权产生的各项费用，由政府一次性给予赔偿。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待遇，核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是政府的文件和领导的承诺，到了2018年也没有全部兑现。虽然持有一个土地承包正，但是却没有具体的承包土地，有一套大面积的私人住宅，但是迟迟不能入住安定。面对这样的困境，地方政府为了安慰缓和稳定杨锡运，再搞了一个变通政策的违规办法。将杨锡运假定为建档立卡精准扶贫特困户，除了享受当地贫困户的各项福利和优惠政策，还为杨锡运获得更多的经济补偿等待时机创造机会。
在这个荒唐作假的现实社会中，就出现了杨锡运这个有豪宅（有合同）、有耕地（有证件）、有基本生活收入的打工者，成了国家级“建档立卡精准扶贫特困户”，依然还是用欺骗国家的方式，套取获取国家的政策补助资金，安抚稳控这些不愿做奴隶的抗争者。更为奇特的是，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采用的都是同样的手段欺骗，目的就是一个维护到手的利益不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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