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的经过耐人寻味。先是由于三人持续不断的举报，陶瓷企业同他们签订协议，一次性给予三人赔偿共12万元，条件是“三人不能再以任何理由追究或向相关部门反映污染问题。”因污染仍在继续，他们继续上访，信访的对象换成了当地环保局，投诉环保局“有法不依，保护、包庇污染企业”。企业再次同他们签订赔偿协议，可这一次还没拿到全部的赔偿款，三人就被公安逮捕，从受害者变成了敲诈勒索犯。
三人前后两次的索赔行为，表面上可能会给人敲诈的联想，但说他们犯了敲诈勒索罪，未免牵强附会。所谓“敲诈勒索”，按照刑法中的定义，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如果说三人持续的举报行为，客观上让企业恐惧和害怕，有“威胁和要挟”嫌疑、一时难以分辨清楚的话，那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项，也足以判断三人的行为性质。
一般而言，“非法占有”的认定依据有二：一是看索赔主张是否有客观事实根据，即索赔主张的提出，是基于自身权利的实际损害为前提，而不是虚构事实进行敲诈；二是看索赔主张是否有法律依据，即索赔人提出的索赔项目和金额，是在合情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并非漫天要价。
将这一构成要件同本案相结合，不难发现，三位村民的诉求，是维护自身权益的合法行为，即希望企业停止污染，并索赔其污染导致的损失。就赔偿金额而言，三位村民没有狮子大开口，没有索要明显高于损失的赔偿；也没有无中生有，编造、夸大事实来为难企业，怎么看都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如果企业不满村民破坏约定，继续上访给自己制造麻烦，大可以撤销协议，请求法院责令村民退回赔款，何必要上升到追究刑事责任的地步？
退一步说，即便村民上访、投诉环保局的动机不纯，也不违法。只要他们的行为有正当的权利基础，只要他们上访的要求合法合理，公权力就应当按照法律规定予以满足，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空间。可现实是，村民投诉环保局不作为，不仅没有得到期待中的处理，反而成为公权力认定他们敲诈勒索的罪证。
这样不免要问：有关部门到底是为了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还是以法律手段对“刁民”进行打击报复？与此相类似的案件如：陕西女工程师李思侠等三人举报石料厂污染被抓被判刑。
无疑，南阳村民的信访行为触动了相关部门的敏感神经，不是因为他们胡编乱造、有意闹事，而是因为他们所言之真。其实，当地环保局若真有所作为，村民即便心怀不轨，哪有“敲诈”的空间？表面上，环保局该做的事似乎都做了，检测也做了，罚单也开了，整改的措施也一个接一个地出了，但诡异的是，几年下来，整治效果甚微，企业一边补偿村民，一边继续生产和污染。
如果不是污染源源不断，看不到尽头，生存的环境受到根本性的威胁，村民也不用一而再再而三地举报。如果环保部门的监管能拳拳到位，发挥效力，而不是流于形式、不严不实，村民也不用在获得赔偿之后，持续地维权。只要污染一天没解决，家园一天还在遭受侵害，他们维权的冲动就不会停息，他们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博弈就会不断地上演。作为弱势的一方，村民势必要借助政府部门的力量。如果环保部门不管，他们自会向上级或监管部门求助。如果这样正常的寻求权力救济的行为，也要被扣上“敲诈勒索”的帽子；如果政府部门和企业统一战线，动辄用法律手段予以打击，那今后谁还敢环保维权？侵权者岂不是更加肆无忌惮？
一些地方为了给经济让路，习惯性地牺牲环保，给违法企业生产大开方便之门，不惜让渡民众的生存利益，连正常的维权渠道也要给堵死。表面上看是为了地方的经济发展大计，实际上是给地方的长治久安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即使把所有维权的路封住，民众的怨恨不会无缘无故地消失，环境造成的巨大损害也不会凭空抹去。与其日后收拾烂摊子，何不从现在开始，正视民众的合法诉求，及早地制止污染行为，查查监管背后的猫腻，以免伤害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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