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斌拍摄的视频显示，他在武汉市五医院的短短几分钟内，就发现殡仪馆即将运走的八具尸体在此堆放，此视频引起海内外舆论震动。视频发布后，当晚方斌即被自称“疾控中心”人员以及多名警察找上门，以方斌疑似感染的名义要求“隔离”方斌。方斌要求依法处理，但警方却被破门而入强行搜查其电子产品，并将他抓到派出所审讯。
审讯期间，方斌受到警方的警告，勒令其不准对疫情再作调查，更不容许拍摄后上传广发，威胁称违反要求的后果可能会好严重。
晚上十一点半左右，警方结束讯问后离开，方斌在该派出所处于无人理会的情况，警方最终在凌晨三四点时将方释放。而因武汉全市已停运所有公共交通工具，方斌最终脚踩共享单车，花费三个多小时才返回家中。
2月4日晚上9时许，在家隔离的方斌再次被警察找上门，要求他开门接受讯问。
据方斌反映，2月4日晚上9时许，突然有人敲击自己家门，方斌询问是谁？对方回答说是“给你送菜”的，方斌表示自己不需要送菜，就没有开门。到了晚上10时许，又来了两名自称警察的人敲门，对方要求方斌开门接受传讯，方斌则要求他们依法出示证件，对方不出示证件，仅表示自己是“江汉区后湖（音）派出所的武（音）姓警察”，对此方斌表示不能依法出示证件就无法证实，所以自己不会开门配合。
隔着方斌大门上的对话孔，对方警告方斌不准擅自传播武汉疫情情况，方斌回答说“你们做事情粗暴、简单、愚蠢，法律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权利；中央也三令五申，不许地方政府隐瞒、掩盖疫情的真实情况，我作为武汉公民，有权利自行了解疫情并发布自己的所见所闻。我方斌只是实地拍摄，实时上传自己的所见所闻，并未造谣。2月1日警方对我的审讯也没有发现我造谣，以及有违法犯罪的行为，最后也无罪释放了我。你们现在又不准我擅自传播武汉疫情情况，你们的法律依据在哪儿？这是不是涉嫌违法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
方斌坚持没有法律手续就拒不开门，在僵持了约一小时后，自称警察的两人离去。方斌拍摄视频表示，不排除以后警方会再次找麻烦的可能性，自己已经做好了被抓的准备。自己在2月1日实地考察、拍摄上传的视频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自己没有造谣，警方无权干扰、禁止自己发布所见所闻是不合法的。
对于防控疫情，社会的共识是：信息公开，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发布自行了解到的疫情信息，只要不是恶意煽动混乱，即使所发消息稍有偏差，也应当包容。武汉疫情爆发初期，武汉警方所谓的“依法处理”了八名“造谣传谣”者，就间接导致了疫情的大量扩散，打压公民发布见闻的权利，这不是防控疫情，反而是在助长疫情的扩散。
关注方斌再次被传讯的石先生表示，这次疫情危机的整个过程说明，我们的党政组织、公民素养，特别是沿袭多年的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方式和做法存在着极大的缺陷。“稳定压倒一切”，打压公民言论自由、信息自由，政府信息公开明显不足，个别负责官员固然有一定的责任，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却在于全能政府体制下形成的一套陈规陋习，其中包括对大众传媒的行政管制
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对于决策权的垄断，通常靠他们对于公共信息的垄断来支撑。政府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产生的信息，本来是一种公共资源，是公众得以了解公共事务和政府工作状况，监督公务人员的必要条件。因此现代国家通常都有信息公开、“阳光政府”的立法；除了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并经法定程序得到豁免的公共信息，都要公之于众。只有建立起信息透明的制度，才能把政府和政府官员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但是，全能政府的体制却往往把公共事务的处理和反映处理过程的信息看做是党政机关的“内部秘密”。这种体制的长期运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应对危机事件的套路：无视人民的知情权，实行所谓“外松内紧”，严格“保密”，在公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政府内部寻求处理的办法。
于是，获取信息成为一种特权，不法官员可以把公共信息化为私有，用以作为寻租的工具。他们不但可以利用这种不透明的制度牟取私利愚弄公众，也可以利用它来蒙骗上级行政机关。近年来许多枉法官员利用舆论钳制，一手遮天，欺压群众，黑幕的案件长期不能得到揭露，实在足以使人触目惊心。
由于对待疫病等突发事件受“稳定压倒一切”思想的指导，在此次疫情开始扩散的时期，一些政府官员就是按照老套路办事，压制公民自发的所见所闻，一切以官方为准，而官方为了所谓的“社会稳定，防止恐慌”就刻意隐瞒、掩盖疫情，最后导致疫情大范围扩散，严重伤害了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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