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联系上柳欣时她第一句话就是“我是被我哥欺骗着去了济南精神卫生中心！”柳欣说“ 这个医院给我的诊断是，无精神病症状的抑郁症。”
“我还去过我们当地的县级精神卫生中心，也是被欺骗着去的，两个医院的诊断都是抑郁症。”
“前几天，我去济南精神卫生中心了，那是我哥骗我住院的那个医院，快十年了，那条拖过我病体的哭泣和挣扎的心碎之路，那个让我躺在地上，打碎了眼镜的大厅，恍然一切就在昨天，一切像在梦里，我是病重垂危的状态下被骗到精神病院的，所有一切都那么的刻骨铭心。”
在柳欣的回忆过去、感伤往事中，事情的轮廓渐渐显现。
柳欣，女，山东淄博人，44岁，大学文化，齐鲁石化公司职工，从前的职业是会计，2006年，单位改制，柳欣因为职业的原因，被卷入领导间的内斗中，成了最可悲的牺牲品。在经历了一系列打击后，她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为治自己怕冷的毛病，相信一个“火神派”的疗法，半年之间，吃下了20多斤附子，和十多斤的人参，结果，被治得卧床不起奄奄一息。生活不能自理，完全要由父母照顾。在2008年的一天，病重的柳欣突然被哥哥强行送进了精神病院。
柳欣向本刊诉说了事情的经过：“因为我已经卧床不起了，我妈说，这样不是办法，我妈让我哥给我打听个医院去看病，我哥就把我父母还有我一块骗到济南那家精神卫生中心去了，至于为什么谁也不知道。”
本刊：“你哥这么做有什么原因吗？”
柳：“我生病到卧床不起程度了，因为我没有精气神了，我哥认为我应该去看精神科医生，认为我这么年轻就卧床不起是不正常的。”
本刊：“具体时间和医院名称你记得吗？
柳：“2008年2月份，去的济南精神卫生中心。”
本刊：“当时到医院你是什么状态。”
柳：“一进那个门，我就不想去了，我哥说，来都来了，去看看吧，一看，那医生就让我住院，我不同意，结果，出了医院的门，我哥就对我实行暴力。就是被我哥在地上硬拖到了病房，像拖死狗一样一直拖的。”
本刊：“当时医院是怎么处理的？”
柳：“医院没人管。我记得我在大厅里躺好长时间，最后我哥坚决要把我送进去，我爸帮忙了，他俩把我抬了进去，那天我嗓子都哭哑了，眼睛也很红肿，其实我身体很糟糕，所以病历上的记载都是我被家属扶进去的。”
在柳欣后来自己复印的病历上写着：“由家属扶入病房，个人生活及大小便不能自理，人极度消瘦，只有65斤，卧床不起状态。”
柳：“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一个病重的病人气血极度衰虚，身体到处疼、麻，痛苦不宽，他们不去找身体上的原因，却偏偏要去找心理上的原因，我哥有什么权利不顾我的生死，用暴力对付这样的病人？”
柳欣对此忿忿不平：“医院里很明显的一个做法就是来者不拒，不管你得的是什么病，所有的人只要去精神卫生中心，一律都是有病的，他们都会给你扣一顶帽子”。“我认为，作为病重的病人，经历了一场，被剥夺的人格和尊严的暴力，那个过程我肯定不是人，我的自我意志完全不被尊重，他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对我？”
关于本刊对“身体不舒服，怎么他们会想到把你送到精神病院。”的疑惑，柳欣表示：“我也很不理解。”
但这次医院给出的结果是“无精神病症状的抑郁症”。回去后仍然由父母照顾在家休养。令柳欣没想到的是2008年精神卫生中心事件发生后一年，自己会再次被送进精神病院。
2009年的一天，柳欣的哥哥带着爸妈去了趟县里的精神病院，回家后告诉柳欣，北京来专家了，在张店的中心医院等着给她会诊，让她下楼。“我下去了，一个面包车早在那等着呢，我上车以后他们就直奔精神病院，到了精神病院门口，车停下来，我刚一下车，发现地方不对，肯定也不想配合，从楼上下来三五个彪形大汉，拿着绳子，然后他们用绳子把我捆起来，抓着头发，抓着腿，把我像拎小鸡一样的拎到楼上去。”
柳：“事后，我问过我妈，她说听大夫的诊断，我有抑郁症，她都是按医院的要求对我的。”
本刊：“医院要求她干什么？”
柳：“要求她欺骗我，把我带到医院去，所以我妈骗我去张店，实际上去的淄川。我被骗上楼以后被捆在床上，不能下床，整整一天，上厕所也没法上，我父母全程在陪着我，他们精神病院就是这样对待病人的，我看我哭的很厉害，爸妈就去求医生给我松绑。”
本刊：“那是一个什么医院？”
柳：“淄川第五人民医院，是一个精神病专科医院，这个医院给我的诊断也是抑郁症。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仅仅是抑郁症，却要对我如此暴力。”
本刊：“他们都给你做了哪些检查？”
柳：“所有的检查都做了CT、脑电图，各种检查，反正一共做了两次，每次都花三四千。”
柳：“我刚住进去，那个主治医生姓杜，这个杜主任就说，我保证给你治好，你这个病，我们有把握把你治好，你就是上北京安定医院也是吃这些药，你只要听我们的，我们保证给你治好，其实我住进去还是卧床不起的状态，但是他们要检查吃药，检测舌头，不吃不行，吃了药，我的肝受不了，看东西总是重影。后来住十天左右，我妈看没有任何好转，就要求出院，那个杜主任坚决不同意，当时下大雨，她要求我爸来医院，阻止我们娘俩出院。我爸说：杜主任保证你能好，听大夫的，死也死在里头，不能出院！最后住了15天以后还是没有任何起色，杜主任的话就那么可信吗？我和我妈又坚决要求出院，杜主任劝了一个小时以后不得不同意我们离开。”
本刊：“具体时间记得吗？”
柳：“我有复印的病历上面都有具体时间。”
本刊：“方便把病历资料发过来吗？”
柳：“病例很厚，很多啊，反正诊断结论都是抑郁症。中国的官方媒体好像不允许发我们这种人的遭遇，从前有个天津的记者曾经采访过我，但他说他不敢发。”
出院后柳欣的身体依然极度虚弱，每次由母亲用拉煤气的小车拖着去看病，后来对西医失去信心的柳欣开始研究中医，自己用中药调理身体，身体渐渐有了起色。
柳：“根据抑郁症的诊断，我后来办了残疾证，确定为精神残疾四级。”柳欣非常担心：“有了这个残疾证，是不是就可以认定被精神病了，残疾证上监护人一栏是我妈，所以我也怀疑我的民事能力是不是受限了。大概2008年年底，我们当地的残联副主任杨主任，来我们家练气功，规劝我父母给我办理残疾证，说抑郁症就可以办出残疾证，那样单位在工资上就可以照顾一块，我父母一听很高兴，于是稀里糊涂得我的残疾证就办下来了。”柳欣道出了残疾证的来由，并说：“这个残疾证是2010年办下来的。”
柳：“但是这个残疾证的背后，却隐藏着很多的疑点。首先，我从来没有进行过什么精神鉴定，我在精神病医院里的诊断结论都是抑郁症，而我的残疾证上，被认定为精神残疾四级，我的监护人是我母亲，我后来要求残联给我提供体检档案，在再三推拖之后，残联给了我一份鉴定结论为抑郁症的残疾鉴定报告，而两个鉴定医师，我一个也不认识，但网上说一般抑郁症是办不出精神残疾证来的，那我怎么办出来了呢？因此，我现在的主要疑虑是，我的身份到底是不是被精神病了？我的民事行为能力是不是受限了？”柳欣心中存在着这样到疑虑。
“我们单位股份确权，委托的律师，要求我妈必须签字，因为在残疾证上我妈是监护人。”柳欣说：“最终我拒绝了，因为我觉得我妈签字就代表着，我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残疾证上的监护人，根本就不是法定监护人，不是法院判决的，没有法律效力。但是那个律师非要求我爸和我妈针对我的民事行为能力，作出一个承诺，说我是清醒的，（律师）为什么如此固执？我也是有些疑惑。”柳欣言语间透着浓浓的疑虑。
前一短时间，柳欣正与一些相同遭遇的朋友和专业律师一起讨论，自己是否要通过诉讼来确认自己的民事行为能力。后来她给本刊发来消息：“现在国内被精神病，想打官司平反，能赢的概率非常低，而医院给我的诊断都是抑郁症，先这样吧，我也不会去打官司，以后要是再遇上事儿再说吧！”最后柳欣说：“我心里还不是特别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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