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上述报道表示“已依法通知其家属”，但江天勇律师的家人及其委托律师却并未获得任何来自官方的通知，甚至查抄其住所时也没有任何家属在场。不过，我们注意到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在2017年3月1日的报道中，不仅出现了江天勇的名字，他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并表示“谢阳遭遇酷刑”一事是自己捏造的，目的是为了抹黑中国政府和司法机关。然而媒体上的“游街示众”和“自证其罪”更加深了外界对其处境的担忧和疑虑，其妻金变玲更是坚信丈夫接受《环球时报》采访前受到了酷刑。
江天勇生于1971年5月19日，是河南罗山县人，成为律师之前，曾在郑州第六十六中学担任语文老师。早年因受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影响，在高中和大学期间就立下为中国民主化奋斗的志向。后来在李和平律师的帮助下取得律师资格，2004年开始在北京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执业。成为律师之后，江天勇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代理民告官与人权案件上，其中包括为乙型肝炎和爱滋病感染者维权、代理法轮功个案、陈光诚案、高智晟案、陕北油田案、广州太石村案、胡佳案等等，致力于推进中国民主与法治的进程。
由于长期参与敏感案件，江天勇及其家人一直遭到当局的监控、骚扰和威胁。并从2006年开始，每年年检和续取其律师执照均遇到问题。2008年，遭停牌两个月才获发还执照。2009年7月律师证被北京市司法局注销后一直未获发还。之后后便任职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法律专案协调人。2014年3月，江天勇因探访黑龙江建三江黑监狱，而遭到员警拘留和殴打，导致八根肋骨骨折。妻子金变玲由于无法忍受当局的肆意骚扰和迫害，被迫流亡美国，但江天勇执意不肯出国，加上护照被没收，所以他们夫妇分离、天各一方。
2015年“709大抓捕”发生，前后数天，各地被警察带走的律师和维权人士超过300人，尽管有不少人士在数小时的“约谈”后获释，但从此失联的人数也不断增加。作为被捕律师李和平的朋友，江天勇尽力组织了被捕人士的法律援助，在他为这些被捕的维权律师积极奔走的同时，居住在美国的妻子金变玲一直担心丈夫会遭遇不测，然而最坏的消息终于在2016年底传来。
根据媒体报道，在江天勇遭遇强迫失踪之后，德国、瑞典、瑞士、荷兰等四国驻华使馆的人权官员，于2016年12月19日到罗山县涩港镇彭庄村，探望了江天勇的父母。在四位外交官表达了他们担忧的同时，当局对其家人的骚扰和监控随之而来，不仅多次上门要求录制视频，其父前往长沙送衣物也在武汉被拦截。今年4月当局加强了对江父江母的监控力度，在他们家附近安装了摄像头，并派出数名人员进行监视。5月11日江天勇的父亲和妹妹乘车抵达北京，但两人尚未出站，就被河南国保人员拦截，并被送往一家宾馆限制人身自由。
时至今日，江天勇被秘密羁押已超过半年。在此期间，陈进学和覃臣寿两位委托律师，曾六次要求会见，但都被长沙警方以各种理由拒绝，其中包括“律师会见有碍侦查或可能泄露国家机密”。他们也多次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布江天勇被羁押的地点及相关情况，均被驳回。尽管当局在5月18日发出一段“江天勇散步”的视频，试图澄清有关“酷刑”的传闻，但一切相关信息不明，使得江天勇处于事实上的强迫失踪状态，这本身就是酷刑的一种。
“强迫失踪”不仅使那些失踪者无法发声，而且还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制造不确定性和恐惧感，致使那些可能反对和批判的人也不敢发言，并且在失踪的过程中涉及对许多基本人权的违反，因此2006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其中规定广泛或系统的“强迫失踪”构成反人类罪。与此同时，让媒体记者采访江天勇，却不允许家属或律师会见，不仅侵犯了他们的会见权、案情了解权以及通信权，也是对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粗暴践踏。
有鉴于此，民生观察工作室呼吁各国政府、人权组织和新闻机构密切关注江天勇目前的处境，并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敦促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江天勇，停止对其家属的非法骚扰、监控和限制。同时，我们要求当局追究参与“709大抓捕”这场大规模迫害人权事件的有关部门与个人的法律责任，并立即停止一切践踏人权、破坏法治的行为，无条件释放所有在押良心犯。
民生观察 2017/5/26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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